4.在近日举行的一场名为“解读水价问题”的小型论坛上，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与市政工程师樊明远提出，“其实低水价是资助了高收入者，而不是资助了低收入者。”他解释说，因为高收入者通常用水量大，水价偏低，高收入者可以每天用自来水给游泳池换一遍水，但是低收入者还是用不起，“提高水价，同时出台对贫困人口的配套政策，这其实是一个很公正的促进资源节约、合理消费的政策”。这几句话网民纷纷认为，经不起推敲，提高水价是劫富济贫且不能伤害穷人的利益的说法不靠谱。
广东《深圳特区报》有文章说，显然，这又是一帮貌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专家，又是一个与“提高学费，穷人的孩子才上得起学”如出一辙的雷人逻辑。按照专家们的逻辑，不堪承受价格频繁上涨之重的庞大低收入群体反倒成了涨价的受益者。就在这个研讨会上，一些专家还说，“不能因为这部分人(低保户)喝不起水，就让所有的人都享受不到好的供水服务，这实际上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在这些专家们看来，人们享受不到好的供水服务，竟然是低保户的错，是低保户们影响、阻碍了部分人的高品质生活。
湖北《楚天都市报》有文章说，按照专家们“水价低了，就会让富人搭便车”的逻辑推算下去，到处都有便车，这是否意味着供电、天然气、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都要大幅涨价，规避富人搭便车呢?即使要劫富济贫，也应该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没有理由拿公共产品做文章。其实，这些专家们语出惊人，其目的再清楚不过。就是为助推新一轮自来水价格上调制造舆论攻势。
5.现今一些垄断部门酝酿涨价，总喜欢打着节约资源的旗号，电涨价是为了节约用电，煤涨价是为了节约用煤，水涨价是为了节约用水……“节约资源”成了一个筐，好像不涨价就不能节约资源。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节约资源作为提价的理由。
水的价格涨上去了，穷人的日子是不是好过，是不是因此得到了“实惠”呢?在此类“劫富济贫”的“幌子”下，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则是富被“劫”了，贫依然是贫，却并不见“济”的迹象和踪影!生活经验与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富裕的家庭是不会为了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水费而刻意节约用水的。高水价在生活用水中的价格杠杆节约资源作用，往往只会在普通民众、特别是贫困弱势群体身上起效果，但这种“节约”却以牺牲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用水“舒适度”为代价。而且，现有的水价标准已经足够使低收入者懂得节约用水，任何细微的价格变动或许都将成为他们难以承受之重。如果这种一刀切的收费模式不能改变，很难想象，当水价高到使浪费成性的高收入者都懂得节约用水的时候，那些低收入者将陷入怎样的用水困境?
水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中国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如果一旦涨价，最有经济压力的莫过于普通民众，如此一来，这用错地方的经济杠杆显然达不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并且还演变成了“少数人患病，多数人吃药”。若一定要通过抬价来节约资源，就要找准浪费的源头，对症下药，比如对工业生产用水、商业经营盈利用水采取较高的计价标准，而城市居民用水的计价标准则可以保持现状或微微上调，这样既能保证普通民众用得起水，也能在一定限度上控制水的用量，实现资源节约的目的。
而现在之所以动不动就举起涨价的大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起其他的节水措施，涨价对企业和相关部门来说操作起来更方便，更能为其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6.自来水价酝酿上涨，居民普遍反对。我们注意到，专家的言论实在是匪夷所思。也难怪，且不说部分所谓专家已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就专家自身来说，自然不会在意水价涨几角钱，但有关部门必须注意到，多数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和意见。水价上涨不能请几个专家开个论证会了事，尤其是当居民普遍反对遇到专家普遍支持，即便是举行听证会这一相对公开民主的形式，最终人们会发现，几个专家的意见，就成为水价调整决定性理由。这也许是有关部门和专家能频频成功合奏“水价上涨曲”的惯用伎俩和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城市供水属于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公共服务行业，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其首要目标并非营利，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眼光来衡量水产品的价格，还应为消费者算细账，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让公共产品价格与普通消费者收入接轨。何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还原公共产品公益本质，正在成为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尽管有消息说，经济正在复苏，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1%。但是金融危机的冲击也给民众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未来经济发展仍然充满不可预知性，不少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了。如此经济大环境下，专家出来帮供水企业嚷嚷涨价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再说，水产品到底该不该涨价，如何涨价，专家说了不算，供水成本核算与听证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听证主导者一方面要严格测算并公开供水成本，看看专家是否与供水企业一个鼻孔出气，供水企业到底是“真亏”还是“哭穷”，让民众心中有一本明白账。
7.供水企业将亏损的理由归于水价偏低，显然是一家之言。很多供水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可能与管理不善、人员大量超编密切相关。据统计，由于供水企业管理不善，企国城市公共供水系统管网漏损率在20%以上，城市供水每年损失至少在100亿立方米。供水单位人员超标导致管理费用过高，更是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很多城市供水单位人员超编在50%以上。再加上企业盲目建设导致设施能力过剩，将经营成本与政策性成本混淆，导致成本不合理上升。很多供水企业抱怨亏损，但很少有企业愿意公布其成本构成，在成本不透明和不合理的情况下，单纯调整水价，将纵容供水企业管理不善和人员超标。
如果价格机制完善，合理提高水价的确可以起到调节居民用水的作用。但在经营垄断、成本模糊和价格机制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涨价不但不能达到节约用水的公共政策目标，反而成为企业转嫁不合理成本的借口。从节水的视角看，国家推行水价改革的关键依然是合理确定成本，对管网漏损等成本一定要让企业自己承担，而不能转嫁。
更重要的是，每个城市，都基本只有一家供水企业，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供水企业越多，每家都要把管网铺满全城，吃水的平均费用就越高，一家供水企业是最优选择。所以，每个城市的供水企业是自然垄断者，就对价格有很大决定权。如果由供水企业自定水价，可能就会有人吃不起水。所以，水价改革关乎公平。
8.居民用水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垄断的供水企业必须提供真实可信的成本信息，再通过听证会的辩论，才能调价。可恰恰供水企业从来没有详细披露过成本信息，让人疑虑是一本糊涂账。核心的问题是，现在的水价，都包括哪些成本，这些成本是不是企业的实际支出。比如，如果把城市管网的成本纳入水价，笼统的概念，究竟应该如何准确定义?明乎此，必然涉及税务、统计、民政等诸多部门，而其本身也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原本水务部门就可以独自搞定的事，何至于如此兴师动众?由此而产生的巨额成本，又该由谁来消化吸收?
显然，让占极小部分的富人为利用社会资源多付出些，这听上去很美，在理论上似乎也说得通，然而，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专家恐怕都不会否认，在现有社会保障机制下，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事实上，既要高收入者为高消耗水付出高代价，又要保障低收入者喝得起水，并非没有两全其美的中间路线可走：即推行阶梯水价，就是政府在合理核定居民用水及各类企业营业用水基本用量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计价标准，标准内水量实行低价，超过标准的水量加倍收费，这样既能在保汪低收入家庭用得起水的同时，还能通过高价水制约高收入者浪费水的现象，从而达到整体水价不降低又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如果阶梯水价真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收入者必然要为他们的浪费付出代价，这本身就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资助，又何必多此一举地一边涨价一边发放补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