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就通钢集团
抛开建龙收购过程中职工安置上处理的拙劣，以及通化钢铁万名职工暴力事件的惨痛后果不谈，单从这一并购案本身来看，其暴露出的是中国钢铁企业整合重组中的体制缺陷，是一种许多地方政府的惯用做法——“拉郎配”式企改，即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不进行认真的调研，不根据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更不会去征求企业的主人也即职工的意见，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将国有企业“许配”给自己心仪的企业。至于这种“拉郎配”式的企业改制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譬如两家企业“婚后”在情感上和运营模式上是水乳交融还是矛盾重重，职工会不会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是对抗情绪，企业绩效和利润是否会比改制之前更好，职工安置去向会不会出现问题，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等等问题却无暇顾及。
翻开近年来中国钢铁业的重组案例不难发现，多数并购是在地方国资委主导的内部国有钢企之间展开，或者是民营钢企之间展开并购，国有和民营之间跨所有制的并购极少发生，这正是通化钢铁并购案的特殊性所在。虽然1995年开始中国就提出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过去的那种思想在钢厂职工中却很难根除。“人人都有工作”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民营企业建龙集团收购后大幅度裁员的传闻，直接引爆了积蓄已久的矛盾，引发了通化钢铁职工的极端行为。可以这样说，通钢事件是国企改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悲剧，
9.一起旨在焕发企业活力、本应受到职工欢迎的企业重组，竟然演变成了千名职工将入股企业派驻的总经理殴打致死的群体性事件。吉林通钢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虽未正式公布，但从已有的报道看，职工权益受损是引发群众情绪失控的重要原因。
通过对“通钢事件”这只麻雀的简单解剖，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视国有企业职工权益的重组，是罔顾历史的重组，也是不完善的重组。国有企业通常都有悠久的历史，职工长期在一个企业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工资虽然比较低，但有住房、医疗等福利保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模式已经基本上被抛弃，职工的社会福利不再由国家包办，但这势必要求提高职工工资，以弥补职工在这方面所遇到的缺失。然而，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资产重组案例中，企业职工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基本权利被架空。
从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国企改制的举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另一个真相是：某些国企改革，就是脱离普通职工的改革，这个改革可能就是以摆脱普通职工为代价的——将原本职工的企业主人翁地位转化为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成立，企业为降低成本，要做的必然就是裁员、降低职工收入、甩脱退休职工包袱。
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广大职工作为奉献过青春和汗水的劳动者、作为企业的股东，他们的权益理当受到保障，其要求理应受到重视。当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渠道受阻时，这一矛盾就会以极端激烈的形式爆发。如果在整个收购过程中，职工基本的生存权利没有受到剥夺，通钢职工又何至于将高管围殴致死后，仍不让医护人员和警方救护?
10.通钢一直极为紧张的干群关系，使得
显然，通钢事件自始至终是吉林省国资委在代表通钢集团与建龙进行谈判，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企业职工的话语权被忽视。既然建龙并购通钢激起的民愤如此之大，何以建龙再次入主还能顺利进行?应该说，通钢事件是中国国企改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悲剧。
近年来，涉及国企重组引发的劳资冲突事件屡有发生。但在企业卸掉“包袱”重焕生机的“资本盛宴”中，工人阶层却不能入席，“企业主人翁”便成为一个画饼。
2005年，中国曾掀起规模极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国资流失也成为官商腐败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公众之所以如此反对，不仅在于国资的流失，还在于国有资产的分配不公。因为国有资产的“贱卖”从表面上看，社会财富没有损失，只是改变了其在社会中的分配，但这种分配明显偏向了相关利益主体中的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则被边缘化，甚至连其原有的利益也遭到侵害，这自然会引发利益受损群体的强烈不满。
11.当然，不能因为重组中的纠纷，就放弃中国国企市场化进程，更不可漠视工人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在通钢事件中，以及类似国有企业重组案中，工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应该有法律保障的话语权。只有建立了正常的渠道，才能调解利害关系，化解可能的冲突。
但遗憾的是，当下一些地方职工利益受损，寻求解决的渠道往往不畅，问题很难及时解决。一些群众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将事情闹大上，这正是暴力思维产生的深刻根源。频频上演的“闹大维权”，令人感到悲哀。它折射出合法维权通道的淤塞，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冷漠。在一次次反映问题石沉大海、一趟趟上访举报无功而返的背后，民怨在一点点地积累，最终在某个时段集中爆发出来。而这些“闹大维权”的先例，又在传递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的信号，驱使更多的人采取极端和过激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