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些文化界的政协委员对某些媒体发起“攻击”，成了政协会上的“另类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在谈到一份杂志对她所做的报道时，颇为愤慨地说：“除了我的名字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据说这是一份发行量极大，名气不小的杂志，曾经两次报道倪萍，每次都有5000余字，但是从来就没有采访过她。倪萍对此不满，而编辑还劝阻她：“您别起诉我们了，我们说的可都是您的好话呀。”
　　无独有偶，同为政协委员的歌唱家郁钧剑听了倪萍的“控诉”马上表示，他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也是那本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他和妻子如何相亲相爱，但是，“除了我和我爱人的名字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看完文章我自己都觉得肉麻。”同样，编辑部给郁钧剑的答复也大言不惭：“文章是我们编的，可都是说您好话的呀。”
　　而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的“待遇”也很惨，他说曾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报道他带一个受资助的孩子出国，他女儿又如何经营着一家大型文化公司。姜昆说，“连我都不知道，记者就报道了，令人哭笑不得。……我劝这些人自重！”
　　政协委员们不约而同地指斥传媒的虚假报道并非巧合。这恰恰表明，有些传媒全然无视新闻真实性原则，践踏职业道德，挑战职业规范，已经到了明知故犯，为所欲为的境地。诸如此类的现象早已发生，并仍在不时地出现，只不过在政协会议上，文化界名人云集，展开了一场“集体控诉”罢了。那些惯于和善于造假的记者编辑，荣辱不分，是非颠倒，把编造故事和新闻报道完全混淆，把弄虚作假移花接木当作家常便饭，根本就没有羞耻感、责任心。
　　可惜，尽管时常听闻有人抱怨这些传媒的肆意造假，他们却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事人并未真的诉诸法律，甚至也未向主管机构举报投诉，致使造假事件每每不了了之。何况，有些造假确实“都是说好话呀”，似乎并未侵害他人的名誉，告他什么呢？于是，客观上便是宽容纵容，为虎作伥，导致虚假新闻报道没完没了、无休无止，传媒的公信力遭受莫大的损伤！
　　 7．新闻贵在真实和客观，这是新闻界的金科玉律，也是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体机构应该恪守的基本准则。然而，时有发生的虚假新闻却让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人在搞虚假新闻？为什么要炮制虚假新闻？炮制虚假新闻的媒体及记者，其客观公正何在，其职业道德何在？
　　应该看到，在媒体的市场化浪潮中，一些新闻从业者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践踏职业道德底线，或捕风捉影、胡编滥造地传播尚未被证实的小道消息，或无中生有，凭空炮制出能够引发轰动效应的“独家新闻”。在某种程度上说，产生虚假新闻的根源是媒体的商业化追求。一些媒体在竞争中被蒙蔽了良知，经营意识增强的同时道德意识却在逐渐减弱。它们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制造轰动效应，为了追求高点击率，在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放松了对新闻的把关。被视为新闻的生命的“真实、准确”，成了次要甚至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这种蓄意炒作的方式，不仅违背了媒体的基本职业操守，也给自身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损害。虚假新闻泛滥的背后，显示出的是千疮百孔的媒体信用。而信用的缺失则在受众中引发“破窗效应”，当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地发现，新闻媒体也存在着“说假话”、“乱说话”的情况时，媒体公信力也轰然坍塌。
　　如此强调虚假新闻的社会危害性，并非危言耸听。毕竟，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影响力等都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虚假新闻也随着网络功能的日益强劲，传播面、影响力也愈加广大。“80%的人开始发言，沉默的大多数夺过了少数人的麦克风和摄像机，人们从精英背后走出来，话语权平等！这就是长尾时代。”在长尾时代，新闻传播逐渐由传统的媒体主导变为以平权为特征的双向传播。在这种环境下，媒体的任何失误和过错，都会被放大再放大。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媒体形成影响力、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基础。为追求轰动而造假，轰轰烈烈之后，不仅个人身败名裂，更会让整个新闻行业、所有媒体从业者为之蒙羞。不难想象，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和诚信代言人的媒体都在“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之时，就不仅仅是媒体公信力的下降，而是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和不信任的加剧。一旦媒体与受众间的“信任”被打破，付出的代价将无法估量。
　　8．曾一度备受指责的“史上最牛官腔”，被媒体证实纯属子虚乌有。通过当事人、现场亲历者和沈阳消防影像资料的多方对证，地震时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并没有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此语乃是南方某报纸凭空捏造出来的，该报道则是一条虚假新闻。
　　一条引起社会巨大争议的热点新闻竟然是假的，这一亵渎新闻职业的恶劣事件，不啻为一桩丑闻。这样的记者，这样的媒体，其职业道德何在，其客观公正何在？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虚假新闻的存在是新闻界的耻辱。实际上，当初“最牛官腔”报道出来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质疑，并且呼吁理性看待这一事件，但在歪曲渲染和恶意嘲讽占舆论上风的时候，这些声音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好在，假的终究会被揭穿，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这种极不光彩、极不职业的造假行为终究令人们鄙视。
　　 9．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朱伟峰将虚假报道归纳为四种：虚新闻、假新闻、恶新闻和劣新闻。他解释说：“虚新闻带有文学色彩，建国初期的一篇报道就较为典型。那篇新闻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到银行取款，人民币被大风吹到地上，好心的路人们纷纷帮其捡回，最后发现钞票还多出一张。这篇新闻当时被评为好新闻奖，但最后发现是假的。虽然此种新闻并未造成不良后果，但由于系记者编造、并不客观真实，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媒体公信力。假新闻则是从头至尾由记者一手炮制，且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及后果，引起受众恐慌，例如‘纸包子事件’。恶新闻即媒体机构或记者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严重歪曲事实真相，甚至进行恶意诋毁和炒作，以达到其险恶用心，背后往往有推手和利益集团在内。一条恶新闻有可能导致一个企业的破产、一个家庭的破裂、一个生命的结束。劣新闻则主要是指失实新闻，它是记者本身素质不高、知识掌握不全面、考察问题时不细致、写作时张冠李戴等原因造成的”。
　　杜绝虚假新闻、失实报道，确保新闻事实准确，维护媒体公信力，是各报刊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朱伟峰认为，应加快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合理、健康的报刊运营体制；在队伍建设方面，要建立稳定从业队伍的良好制度，规范报刊出版单位的用人制度，建立健全采编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推出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和规范的人才评价体系；有关部门应在新闻从业人员职称评定、建立新闻队伍人才库、中级记者和高级记者数据库、媒体单位领军人物数据库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要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对一线新闻记者的教育工作，毕竟一线记者是新闻的第一道关口。“希望新闻从业者都将新闻工作当做一生的事业来奋斗，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而不仅仅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媒体企业化运作的大背景下，记者的职业安全感不强，要通过健全采编人员保障制度等措施，尽快避免‘新闻民工’现象持续下去。”事实上，在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记者职业使命感的同时，杜绝虚假报道，还需要建立新闻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都参与的全方位的社会监督制度。朱伟峰说，“新闻出版总署为此专门成立了举报中心和举报热线，读者如果发现虚假报道，可及时拨打举报电话，在全社会营造共同打击虚假新闻的健康氛围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