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京丽都饭店附近井中的“井居”者，已经搬离，那口井已经被封死，这个与繁华的北京形成巨大反差的“井居”，是否能就此真的杜绝？离开“井居”之后，他们能否步入正常的生活？这是“井居”被封堵后人们共同的担心。
也就在日前，央视对南京饿死两个女儿的乐燕，做了深度追访，题目是：“被社会遗弃的生命”。坐在被告席上的乐燕显得很镇静，虽然被判了无期徒刑，她表示之后要好好改造，再不犯错。我相信，她的镇静和决心都是由衷的，因为从这里开始，她终于正式被社会接纳了，即便是接受改造，也好歹有了一席之地。作为南京人，乐燕始终没有户口，这使得她在12岁才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很快又辍学了，包括她之后的学习、就业乃至社会提供的基本生活保证，都因为没有户口而搁浅。管片民警说，因为找了她父亲几十次，都不来办，而爷爷又不能代办……种种理由似乎足以成为导致乐燕没户口。
但是，当我们把乐燕以及被她遗弃、饿死的两个小女孩儿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时，难道不该追问一句：如果当初，办事人员没死守办事的程序，而是主动地找到乐燕父亲，或者以其他方式给她一个户口，或者与之相当的社会接受渠道，乐燕就能接受多一点的教育，可能就能因此找到工作，她的女儿就可能不会被饿死……也许，这不是一个连锁反应，但这场悲剧之中，乐燕和她的两个女儿，与丽都附近，住在井中多年的人们一样，他们相比这个社会，像飘在风中的蒲公英一样弱小，无助，无论哪个方面，多一点帮助，多伸一次手，他们都可能找到立足之地。
目前，“井居”者已经收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民间救助，乐燕也开始服刑了，相关专家也再次呼吁：保证城市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效应”，减少贫困人口直接进入大城市后的贫富落差……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应对新时期出现的穷人，这种现象毕竟是零散发生的，因此就不可能像管理主流人群一样，采取常规的管理和服务，这不仅考验我们的社会保证制度，也考验制度的执行人，后者的不到位或者不负责，会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
除了乐燕、“井居”者，还有之前非要被抬去银行亲笔签字才能取钱的病重老人，他们之所以被社会遗弃或者刁难，不仅因为社会的管理缺乏“兜底”政策，更因为缺乏对需要“兜底”者的特事特办，我敢肯定，那个病重老人要是准备存一百万，银行绝对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既然是“特事特办”，往往就是应对人性、温情优于政策、制度时出现的特殊情况，这应该是成为文明社会对弱势人群扶助时的常规，而不是张艺谋们，为三个孩子上户口时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