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规范透明有约束力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并强调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这些论断和部署既为城镇化融资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健全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和深化相关改革指明了方向。
充分认识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的紧迫性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起点低、发展快，人口转移规模大，需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等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筹措方式，是随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变化的。从1979年开始，国家在基本建设投资领域实行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试点;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和政策性银行的设立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市场化。经过多年改革发展，目前地方政府性融资已大大突破传统的单一财政投入模式，形成了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发行城投债以及公私合作、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渠道，对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和稳定内需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地方政府整体债务率尽管上升较快，但仍处于国际安全水平，平台债务也主要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支出，具有一定自偿能力。
但同时也需正视存在的问题。目前，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融资动机，但受预算法限制又不能直接负债，就转而通过融资平台负债。这导致债务主体和资金使用主体脱节。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债务存在隐性担保，应承担相应偿债责任;另一方面，融资平台等大多数地方政府性债务又不纳入预算管理，偿债责任难以落实，债务增长较快。两次审计(2010年底和2013年6月)之间的短短两年半时间内，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就从67110亿元增加到108859亿元，累计增长62.21%。从偿债资金来源看，现有融资模式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尽管用土地未来增值收益为城镇化建设融资在方向上并无不妥，但土地未来增值收益被一次性归入当期政府，容易导致土地资源过度超前开发，助长高地价、高房价以及政策短期行为。特别是近年来中央对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地方政府转而通过各类风险更为隐蔽、成本更高的影子银行渠道融资，债务隐性化，金融与财政风险交叉传染。这是导致刚性兑付和挤出部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因素之一。这些问题表明，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