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因其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为其出具“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张昕竹本人对解聘结果似乎并不服气，称自己只是“帮外企说话”，“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张昕竹到底冤不冤，笔者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首先，国家发改委正在对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并称已经确认其垄断事实，张昕竹受聘于高通公司，对调查的部署安排保密性或有不利影响;其次，在收取了高通公司的报酬后，张昕竹还能否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不利于高通公司的观点，很值得怀疑。
事实上，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已有明确规定：“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张昕竹既然加入了专家组，就必须遵守这一规定，被解聘并不冤。
反垄断专家居然为垄断企业“代言”，这折射出我国反垄断机制仍不健全。放眼国际，反垄断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反垄断法规在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但我国《反垄断法》生效至今仅有6年时间，反垄断调查发力也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从微观上来看，反垄断牵涉到消费者能否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商品;而在宏观层面上来看，反垄断是保证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必由之路，也是“有形之手”护卫“无形之手”的制度保障。解聘违纪专家，不过是我国完善反垄断机制的一小步。
首先，张昕竹称要保证正反双方说话的权利，这倒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在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反垄断调查中，应按照国际惯例用好听证制度，让被调查对象为自己辩护。比如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就曾参加过美国参议院的反垄断听证会，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也曾在反垄断听证会上与政府机构直接叫板。此外，反垄断司法诉讼也应逐步成为反垄断执法的左膀右臂，政府应鼓励消费者投入到反垄断诉讼中，既便于消费者维权，又让垄断行为无所遁形。
其次，尽管我国有多个机构可以查处反垄断行为，但反垄断执法人员数量远远少于发达国家。有报道称，我国专职从事价格反垄断调查的人员只有十名左右，而美国达到千人级别。与此同时，反垄断案件涉及方方面面，对调查人员的相关背景知识、法律、商业乃至信息技术都有较高要求，人才培养方面应该尽快跟上，一些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执法机关的内部培训都应有的放矢。
再次，反垄断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市场竞争保障民生利益。而在我国的一些基础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政策性垄断的行业，这可能成为我国反垄断进一步深化的重点和难点。反垄断的“尚方宝剑”，遭遇行政壁垒的“免死金牌”，可能无法凭借反垄断单兵突进来推动市场竞争。比如石油、电力、铁路等行业，一味强调执法只会走入死胡同，唯有通过深化改革，与打造开放市场、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激活民营资本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多项工作齐头并进，我国的反垄断之路才能向前再迈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