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福重教授日前撰文《不合理的高考制度亟待改革》，历数现行高考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看不明白的招生计划，像北京大学每年在北京招几百人，而在四川仅招几十人，这些数字具体是怎么确定的？由此带来的“副产品”是各地高低不平的分数线；匪夷所思的120%投档是招生部门为自己设定的“租”，招生中说情、递条子、搞腐败就有了物质基础和操作空间；为了应对越来越高的反对声浪，北京、上海等地采取自主命题的方式，使当地分数与其他地方具有不可比性。
王福重教授建议回到真正的全国统一高考时代，“取消分省录取制度，将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的户籍模糊掉，给所有考生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在供给和需求相差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主张采取多重标准，给高校更多自主权，是不大合适的。我们宁可损失几个‘钱钟书’，也不能让更多青年人成为‘冤死鬼’。”
王教授“宁可损失几个‘钱钟书’”的观点有石破天惊之效果，其退回全国统一高考的建议也可能会引起一片反对声。因为统一高考的僵化模式已经成了窒息教育灵魂的源头，使学生变成了应试教育下的“标准件”。但在一系列的教育不公平面前，最大的不公平的确是以户籍为录取标准的不公平和一些大学自主招生中呈现出的不公平。
在户籍方面，除了招生计划暗箱操作、招生指标严重不公平之外，还有一个数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高考权利被完全漠视的问题。在一个“全球流动”的时代，中国也已进入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大流动的城市化过程，但僵化的户籍和高考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公民享受平等教育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项社会公平权利的“拦路虎”。本应以公平为基础的教育，已经在孩子进入社会之前就给数千万随父母流动的儿童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难以逾越的“不平等条约”。教育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在高学费、户籍歧视、招生名额等方面全方位加剧社会不公，教育不公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公平，并且成为社会诸多不平等的源头。
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名额更是只招城市学生和大学所在地学生。比如去年复旦大学自主招生300人，占招生总数的10%，居然全部只招上海学生，还被一些学者称为“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从媒体披露的诸如“上海有多少家理发店”、“不少媒体披露过医生收红包的事件，对于医德问题，你有何看法，应如何避免‘红包事件’发生”等考题，随意性太大，明显对农村孩子不利。
在这样的情形下，适当减少而不是扩大大学的自主招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个网络时代，出类拔萃的钱钟书(报考清华时数学只考了15分)、吴晗(报考清华时数学考分为零分)是不会被埋没的，一方面很多大学仍然拥有5%左右的自主招生名额，另一方面，除了大学，才子们有了越来越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就像韩寒、丁俊晖一样。
倒是更多资质、天分和家庭条件一般的莘莘学子，迫切需要教育公平的保障。而这样的教育公平，其实有多条路可走：一是像王福重教授建议的，全国一张考卷，抹去户籍身份的“拦路虎”；二是像中国政法大学一样，逐步争取实现按人口比例招生，并尽快过渡到按考生比例分配招生名额。与此同时，户籍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跟上，打破教育垄断，尽快改变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作者：童大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