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讯前来的数百宝上村民拿着锄头和木棍开始准备反击。

　　在桥头，两村人又开始对峙。火药味越来越浓。

　　苏文隐约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好办了。他给村里、镇里、市里打更多的电话，并让自己的同事们相互转告：在各地有事的村干部、镇干部都赶紧回来吧!苏文和村里的一位干部一起，一直守到25日凌晨六点，双方对峙人群渐渐散开，苏文这才回家睡了。

　　四个小时后，苏文被人叫醒，“外面砸车了!”

　　暴力街头

　　被砸的是感城村苏家三兄弟的车。

　　砸车事件成了矛盾继续深化的导火索。此前脆弱的平静，被打破了。宝上村的村民们不知道，这个过激的行为把整个事件推入了集体暴力的火坑。

　　中午12点半，感城村的人们迅速向桥头汇集。“砰”地一声，一颗明亮的烟花冲上天空，接着是另三颗。宝上村民开始紧张，有人说，那是感城村喊人的信号弹。

　　对岸的村民越聚越多，前排的青年均绑着红布带，手拿崭新的砍刀和木棍，嘴里嚼着槟榔，向前行进。两面旗帜，一面插在感城桥头，一面被举着领在队伍前方。

　　“那场面，不夸张地说，简直就跟义和团似的。”一位当时在场的记者如此描述。

　　东方市附近市县调动的300余警力，已经到达宝上村附近，他们站在宝上村民身后两百米处的小斜坡上，拿着防暴盾列队站着。

　　感城村人已经过桥，离宝上村口越来越近，宝上村民一边看着前方的感城人，一边不时回头看身后的警察们。苏文知道，这时候再怎么跟村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械斗发生了。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在这过程中，三百名警察陆续冲下来，隔挡开村民，械斗渐渐平息。

　　械斗造成1死6伤。

　　对于当天的经过，4月7日，被免职的感城镇原镇长吴开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3日发生烧楼事件开始，他与原镇委书记秦国华便与市里派来的工作组人员不断劝说村民，安抚情绪，但效果不显。25日上午，感城村卡车在宝上桥头被烧后，吴开强与秦国华接到消息，便马上赶到了桥头。吴开强在桥南感城桥头，秦国华守住桥北宝上桥头。吴开强不停央求甚至哭求村民停手，但终无效果，直至死伤事件发生。

　　死了人村里人谁都不安生。

　　此后，任何人心里都不踏实。人们晚上不敢合眼，怕什么时候天上再放烟花，就又要集合开打了。

　　也没有人真心想打。村民们跟《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我们不要打架，要好好相处。

　　中学的老师们急于回归宁静。到3月27日，学校已经停课四天了。

　　一位青年外省籍教师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来学校的时间很短，并未感觉出小孩子之间有太多分隔，学生们平日顶多会用“我们班……我们班”这样的词语来斗嘴，很少有以村为分隔。

　　但这一说法被另一位教龄更长的感城镇的老师否认。由于可以想见的优越感，的确有感城村学生欺负外村学生的现象。这一现象，从他自己在感城中学念书的70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就有了。感城中学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离上一次流血事件相去不远。

　　男孩子们经常会遭遇敲诈、打架，一些外村的男孩子不敢去感城中学上学，逃课现象时有发生。在男女人口比例达127：100的东方市，感城中学的女学生却占到60%左右。

　　3月30日，停课一周后，感城中学恢复教学。“我们也用三轮车拉着一车孩子去上学，却被他们(感城人)****了。”宝上村的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60名宝上村中学生的课业没了着落。东方市委、教育局拿出紧急举措，从感城中学及周边学校调出十几名教师，在宝上村小学建立了一个临时教学点。由这些老师专门为感城中学的宝上籍孩子上课。

　　原来根据统计在册的宝上籍中学生只有260余人，临时教学点开办后，学生人数有增无减，竟达到了300余人。

　　“这说明原先那些不敢上学的男学生们又回来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说。

　　现在，感城的孩子们已经恢复了课业，宝上村的中学生也有了临时教学点，临时教学点的未来安排仍未敲定，但老师们觉得，这两天，临时教学点上课的效果比以往在感城中学“还要好”。

　　年轻人们大多心情复杂。比如宝珠楼老板的儿子陈繁，他祖籍宝上村，但从小在感城镇长大，家中许多亲戚却至今仍在宝上村。让他不明白的是，仇恨究竟来自于两个村子之间，还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