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30日举行的羊城论坛上，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表示，广州每年有200余名城管被打伤，但在暴力抗法中受伤的商贩只有两三人。对此，广东省城市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奋明表示，流动商贩是弱势群体，往往易引起市民的同情，但一些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遭受的暴力则往往被社会和市民忽视。他认为，市民对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

　　拿城管被打与小贩挨打次数比较，并不能佐证城管强势乃至暴力执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法治社会中，执法理应有助于化解或避免更大暴力，而不是制造针尖对麦芒，以暴制暴，激化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城管与小贩的矛盾纠葛面前，城管日渐孤立化，即便是“廉价的同情心”，也很难赢得公众的施舍。

　　从各地各取所需的城管制度设计来看，角色功能无一例外与小贩天然对立。讲究点执法方式的或能和颜悦色，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广州城管局长李廷贵才提出城管要学会“跑”的新执法理念。当然，真正面对和颜悦色，视生存为第一要素的小贩往往只是形式上支持，不可能真就放弃营生机会。更多时候，无论是动辄掷金不菲的城管豪装，还是城管警察化，以赋予更大的强制权力，综其根本，还是冀图努力塑造城管令小贩心生畏惧的威权形象。

　　实际上，在公众“廉价同情心”的背后，很多人并不愿将自己置于一个被小贩喧嚣脏乱包围的生活圈中，之所以对小贩抱以同情，皆因对弱势群体的本能关注。

　　当然不应鼓励小贩与城管刀拳相见，但如果小贩没有合适的环境，而城市管理目标要求愈来愈高，那么小贩的营生必然与城管管理目标形成严重的矛盾对立。小贩的国内特色，实际上承载着太多的社会意义。至少就眼下来看，小贩大军中以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为主。小贩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一副真相，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做出常识性描绘，真实情况鲜有人深入调查，设身处地地体察关怀。

　　记得广州城管支队原支队长许决华曾认为，“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这代表了城管执法思维主流，实际则是一种自私狭隘的奇谬逻辑。生存的流动性折射现实社会里的各种差距，假如足不离“乡”便可以轻易实现衣食住用样样富足，还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妻儿，远赴他乡，过着这样一种时时得提防城管的心惊胆战的日子呢？富裕无可厚非，但富裕后怎能因一己私利，将那些穷尽努力向社会上层攀爬的底层人物，强行驱赶于生活圈子之外呢？

　　当城管角色与低收入群体的生存越发形成尖锐对立，恰恰反证这一角色功能出现严重错位，有必要从更深的制度层面，重新勾勒设计。厘清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我们到底需要城管强力营造出的表面城市光鲜，还是创造能够令更多人富足的社会环境。一个社会也许难以做到无法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可以努力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理应成为城管角色定位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