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5月28日报道，重庆铜梁县教育局要求孩子读小学缴纳9000元的“教师慰问金”。 学生家长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该县教育局局长赵品银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确有家长缴纳“教师节慰问金”一事，但均属自愿。《钱江晚报》7月8日报道，近日记者接到一名学生的投诉，称宁波教育学院每年都会在毕业生离校前强行向学生收取“孝敬费”。学校这一届455名高职毕业生每人都被强行收取了30元钱，用于给学校购买一块价值10万元的电子显示屏。调查得知，这是学校历来的潜规则。而校方则坚称这是学生的“自愿”行为。这种行为在中国是被大多数人熟悉的，特别是学校。因为择校费违反政策规定，而自愿捐资助学是法律允许的，于是家长常常被“自愿”捐资助学。但谁都知道，不自愿照标准交钱，孩子就进不了学校。这就是遍布中国各地的“中国式自愿”，以“自愿”之名，行强迫之实。
如果追根溯源，这种“中国式自愿”实在古老，文革中比比皆是。试举例，有一年，全国实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按指标下放城市居民。对那些“内定”为下放对象的，革委会组织人马，天天在你家门口前锣打鼓呼口号，让你不得安宁。终于在你精神崩溃后缴械投降，表示“我同意下乡”了。但是，这不行，你必须自己打报告，强烈要求下乡。然后革委会“批准”，敲锣打鼓上门“送喜报”，祝贺你被批准“光荣下乡”了。还想起了一句话，是老人们说的，当年政府组织引导农民加入公社的时候，有位干部在动员会上是这样说的：自愿入社，不入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竟流传了这么多年。
这种“中国式自愿”，真是看不见的内伤啊。
即使是在政府内部，这种“被自愿”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什么“慈善一日捐”，什么“教育基金”，甚至是政府要修条路，也都要辖区的公务员和事业身分人员无偿捐款;虽然“原则上自愿”，但不捐是不行的，捐少了也是不行的。每次捐款都有最低限额，并且按干部级别逐次上涨。有些单位则玩得更绝，直接就在工资里扣。但对外宣传却依然是“自愿踊跃捐款”。我们就是这样“被自愿”了并快乐着的。
更有荒诞的，还有“被贫困”了的。陕西省的神木县，2008年首次进入全国经济百强县行列，是该省唯一的一个。但让我们吃惊的是，神木同时还是陕西的“省级重点扶贫开发县”。一个全国经济百强县就这样“被贫困”了。
“被就业”是近几天走红网络的新词。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他太兴奋了，网上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找不到工作的学生都“被就业”了，所以才有了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已达68%，同比持平的荒诞结论。
也许，以上就是特色鲜明的中国式“自愿”吧。
“被”时代中国荒诞的事情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又极具中国特色。审慎分析，那些 “被如何”的人基本都是社会或单位中的弱势群体或相对弱势群体，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呵护，反而要受到强势一方的强迫，我们又岂能只有无奈?长此以往，内心积聚的愤慨终会将那无奈的问号拉成了可怕的叹号，将会有什么后果呢?
“被”时代折射出的是诚信之殇，道德之殇，社会之殇，经济之殇。“被”时代的导演者们，停手吧，不要让它再成为了中国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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