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加分“瘦身” 成效几何
计生加分、三好生、体育生仍是高考加分“三大员”
今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落幕，在中央调整高考加分政策的大框架下，各地高考加分政策明显“收紧”：项目减少，分值下调。
全民关注的此项“瘦身”成效几何?“瘦身”之后，哪些项目仍是高考加分的“重头戏”?中国青年报记者盘点了今年多省高考加分的“成绩单”。
高考加分“三大员”：计生加分、三好生、体育生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了2014年度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西、海南、湖北、湖南、北京、河南、天津、河北、山西、四川、辽宁、吉林、黑龙江、贵州、重庆、宁夏、新疆、陕西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考加分情况(其他省份信息未在网络公开或已撤除，未能列入统计——记者注)。
从各省已公开的官方数据看，在各项加分中，人数最多的还不是广被诟病的体育、艺术、三好学生加分，而是计生政策加分。
根据各省公开数据，农村人口独生子女和二女结扎户等计生政策加分共39684人。其中，河北省公布人数最多，今年高考加分的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共33251人，相关部门公布了详细名单。
紧随其后的，是今年高考的省级“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加分，全国已知的共有3715人。
其中，公布人数最多的是北京，该市加分三好学生共2064人，加分市优秀学生干部763人。但按照今年的“高考加分瘦身”原则，这些考生向北京以外地区投档时，则不加分。
位列第三的是体育类高考加分。体育赛事获奖、国家二级运动员加分共3075人，其中四川省公布人数最多，达1022人。
各省的高考加分调整方案各有千秋，但是在体育加分方面，各省却较为一致：基本保留了对体育特长生的加分，广东、辽宁在放弃奥赛、科技竞赛加分的情况下，仍然保留此项加分。
排名第四位的，是各类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的加分。根据目前各省公布的数据，今年高考中，各级学科竞赛获奖加分共627人，职业技能竞赛加分共201人。
在中央调整高考加分政策的大框架下，各地的调整幅度各有不同。例如在奥赛方面的加分，北京、黑龙江、新疆等地保留了全国奥赛一二三等奖10分的加分，而广东、陕西、辽宁等地，则直接取消了相关加分。
排名第五位的，是长期以来争议较大的“品德加分”。今年高考，因“见义勇为”及思想品德事迹加分者共349人。其中，黑龙江省公布人数最多，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328人。
什么项目加分、加多少分都由行政部门确定?
中国青年报记者盘点发现，在今年全国高考加分政策中，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取消了艺术类特长生的加分，但上海、湖南两地，仍然保留此项加分政策。
“我认为，艺术高考加分可以取消。”山东莒县高考辅导培训办公室副主任邴绍明，明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要鼓励学生发展特长，而不是鼓励学生追求加分。当前我们的教育出现了方向上的误差，导致高考生的艺术教育畸形发展。”
本轮全国各地的高考加分政策调整中，陕西省可以说“幅度”最大。
陕西省将有关体育、奥赛、科技竞赛、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等的加分项目，统一调整为“优先录取”，受到学界肯定。
这与具体加分有什么不同?
“‘优先录取’即在同等条件下录取具有竞赛获奖、体育特长等的学生。以‘优先录取’来取代动辄10～20分的高考加分，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邴绍明说。
他认为，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通常由学校自己做主，更容易出现“打招呼”的不良竞争。因此，他也呼吁取消这类荣誉称号加分政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调整从本质上来说，是“权宜之计”，“换汤不换药”。
“这些政策今年取消，明年出来，一直说要改革高考加分机制，都没能落实，因为不管怎么改革全部是行政主导的。什么项目加分、加多少分等都是行政部门确定的，这就带来了腐败空间。”
他认为，一些不合理的加分政策主要造成了两方面恶果：一是应试教育下唯分数论的“加分教育”，二是“加分腐败”。
邴绍明也认为，要辩证地看待高考加分。
“对于一些仅仅为了争取高考加分而参加辅导班的学生而言，这是一种负担。为了加分而加分的学习，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
高考加分必须“公开透明”
今年高考加分政策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瘦身”，但仍有不少公众认为，政策执行存在制度“盲区”。
哪些制度措施，才能保障加分政策的阳光公平?
熊丙奇强调了他一直以来的观点：人大决策、司法问责、民主监督、信息公开、自主招生，由高校决定是否认可高考加分，不再把高考加分加到总分上。“归根结底，这还是应试教育、名校情结在作祟。”
“但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建议陷入了一个‘不落地’的困境。我们每年利用公共资源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没法驱动解决。制度性腐败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修修补补也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机制的问题，必须要以‘政府放权’为核心，来进行高考加分制度的改革。”
这名教育专家认为，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废问题，应该“打开门”。
“行政始终不放权，没有民主决策，不管怎么调整，难以改变本质。应当通过地方人大，将行政主导的权力变为公开决策，也让老百姓参与建言。出了问题要司法问责，而不是单单由学校调查，信息要全面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