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
“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讲，这应当是一个常识。然而，近年来一些“做好人反被诬陷”的现实剧情，颠覆了这个常识。面对需要帮助的对象时，到底该做一个熟视无睹的路人?还是做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竟然成为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人有扶助弱者的天性，但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做一件好事反而惹了一身官司，如果做好事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人们离“做好事做好人”越来越远，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为规避风险而不敢去做好事，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态度。如何让好人可以放心地做好事，一些城市都在尝试以法规条例的形式为好人“披盔戴甲”。今年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提出，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即便是杭州，这也不是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来保护好人了。一年前，杭州市就通过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鼓励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危、急、重症病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统观这种种条例，其核心指向都可以归结为“好人免责条款”。虽然说，人们做好事的天性一再被伤害，现在必须用法律来保护这种天性，似乎有那么一些无奈。但反过来看，用“法”的形式为好心人竖一道保护墙，这也是文明社会的必须之举。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其核心就是鼓励或者保护人们在紧急时刻救助他人，而免除无偿救助者施救时的后顾之忧。
从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看，如果见义勇为者被诬陷，当事人可以到法院提起名誉权的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举证责任在见义勇为者，试想一下，很多时候见义勇为者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好事，哪里来得及事先留存证据。从以往种种案例来看，即便最后查清了真相，被救助者的“诬陷”行为很难被追究责任，而口头上的道歉，压根也不足以惩戒他们“诬陷”的冲动。要知道，道德可以引人向善，但道德却很难惩治“恶”，如果法律不能有效惩戒被救助者的“诬陷”，“恩将仇报”的现实剧情就不可能终结，人心焉能不倒?
杭州市出台条例规定“救助者无须自证清白”，是在以立法形式保护好心救助者的权益。只是，在“好人难做”的当下，地方试点“立法保护好人”能否得以更进一步的普及，还有待全国立法跟进。世间事，恶与善总是并存，光明前进一步，黑暗便后退一步。所以，立法保护好人的同时，“严惩恶意蓄意诬陷者”的立法理念必须同步跟进，这方面，杭州开了一个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