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虽然自己的病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但张海超心里并不轻松，因为他的维权之路远没有结束。张海超说，他现在在等两个结果，一个是伤残鉴定，不知道是一级伤残还是二级伤残;另一个是郑州市组织专家给他制定的有效治疗方案。“因为这两个都牵涉到我的职业病赔付预算。”张海超说，“问题是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当年根本没有给他买工伤保险，只有一个商业保险，现在这个保险已经失效了，所以整个赔付都要由公司来承担，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公司的态度。”

　　根据以往的惯例，张海超只能拿着伤残鉴定的结果去向振东公司索要相当于工伤保险同等金额的赔付，这将是一条漫长的维权之路。而这对于一个因为一天也拖不起、为了救命不惜“开胸验肺”的“尘肺病”患者，几乎等于让“开胸验肺”白验!这个问题的沉重，还在于这不是张海超一个人的悲剧：全国2.25亿农民工中，竟然只有4 942万人加入了工伤保险。本来，农民工大多从事危险系数最大的行业，解除因高风险而造成的后顾之忧，尤其需要参加工伤保险。否则，一旦像张海超那样，与等死无异。

　　这是一个更加冷酷的事实。如果说此前为了证明自己患上尘肺病，张海超不得不开胸验肺，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农民工的悲哀与不幸;那么当其尘肺病已被认定后，却又拿不到一分钱的工伤保险赔付，就更令人倍感辛酸。这不仅意味着张海超此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开胸验肺)都已化为乌有，同时更为以张海超为代表的农民工的整体命运作了一个冷漠的注解。

　　至此，围绕着张海超展开的开胸验肺事件，已经发展成一部如何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连续剧，开胸验肺不过是第一部，难获工伤保险是第二部，而张海超即将展开的向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维权的司法诉求是第三部。如此漫长的维权之路，等待着张海超的命运将是什么呢，恐怕谁都难给出一个答案。

　　患上不该患的尘肺病，张海超的身体已经被严重损害，如果再得不到相关赔偿及应有治疗，那么张海超28岁以后的生活该如何顺利继续下去，他的生活又该由谁来照料?如果连这点都无法保障，那么社会公平又将被置于怎样一个尴尬位置?

　　7.张海超的维权有两大特点，一是马拉松，二是非常极端。近两年维权求医之旅，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是债台高筑，其悲情与苦痛、绝望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一起并不复杂的职业病诊断，闹到最后，当事人竟然要用最原始、最痛苦、最高成本的方式来证明，昭示着某些罔顾民情民意的公权机构何等之蛮，弱势群体的“弱势生存”何等之艰，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给公众造成的痛苦、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是何等之巨!

　　更可怕的是，这种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极端维权方式，极容易产生“示范效应”——以极端的方式引起政府部门重视，提高问题的关注度，收到一般途径无法比拟的效果。如果“开胸验肺”成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路径依赖”，必将后患无穷。解决矛盾的成本外化，将成为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对社会各方都不是好事。“开胸验肺”，折射了时下严重的社会痼疾——公权的蛮不讲理，让公众无处诉说。

　　从根本上说，“开胸验肺”事件的补救和解决，并非是在正常的法制框架和维权机制中得以完成的。每一个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个人都无法去指望由中央派出督导组，地方成立联合调查组来保护自己。从舆论本身而言，它对同一类事件的关注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样的热度，那些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又从哪里发出声音?只能以更加极端、更加惊人的方式来吸引媒体和社会的视线，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悲惨和残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