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的教育沙龙上说，目前，各地政府像抓GDP一样抓高考分数和升学率。评价一个好学校、一个好校长、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完全由各地政府说了算，这种标准导致了应试教育。(2月26日《新京报》)

　　可是，如朱永新所言，是政府的评价标准导致了应试教育，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政府产生如此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评价标准呢？笔者认为，政府的评价标准与应试教育之间，并非如朱永新所说的是源与流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应试教育有其必然性，政府对它的态度以及对于学校、老师的评价标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单一。可是，既然国家把教育放在一个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总该有一套可以量化的教育政绩评价体系吧。而对教育来说，最直接最显著的可量化数字莫过于高考升学率了。于是，高考分数和升学率很幸运地成为了评价各级政府工作教育政绩的首要标准。此其一。

　　其二，教育消费不仅是普通百姓的重要支出，各级政府也需要作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和教师工资的发放等等，对地方政府来说，教育投入的回报究竟表现在哪里？政府应该用什么向社会、向公众交待教育投入的回报？高考分数和升学率毫无疑问成为首要选择。

　　其三，以家长为代表的公众对于应试教育的狂热追求加剧了政府对应试教育的重视。由于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公众对于应试教育的偏爱很容易产生一种价值导向，而这种价值导向反过来给政府提供了一个逻辑：既然是“利为民谋”，提高升学率自然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升学率高就是为民谋福利，反之自然是工作的失误。于是，我们看到，高考过后，就有县政府为当地升学率的滑坡向全县人民公开道歉，并且声称“要有承担政治责任的勇气”。

　　由此可见，是高考升学率对于政府的特殊影响才使其成为“教育GDP”的，也正是“教育GDP”才影响了政府对于好学校和好教师的评价的，这种评价反过来自然会加剧应试教育——如此恶性循环使应试教育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也正因如此，素质教育的发展总是那么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