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选登·我的故事我来写
秉晖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工地、在路上，甚至连上厕所都在背诵，夜里则是在默记中睡去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第30个年头，厦门商报的“梦回1977”高考回顾的系列报道触动了我们这代人的敏感神经，激发了我们这代人的热烈情感。最近每天起床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来厦门商报，阅读高考故事，感受同代人的喜怒哀乐。现在，我也想把自己的高考故事说出来，让大家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
家庭给了我努力上进的品格
我出生在莆田九华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碧绿的田野、清澈的小溪，还有茂密的荔枝林。家里祖辈务农，解放前，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我有8个兄弟姐妹，3个姐姐送给别人抚养，一家人居住在大约20平方米的漆黑破烂的古屋中。解放后，大姐和大哥先后考上中专，每个月都能往家里寄10元、20元钱，这在农村是十分让人羡慕的，而二姐虽然没有念过一天书，但她从人民公社成立后，一直担任大队干部，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有这样的子女，父母觉得脸上有光，每逢有人夸奖子女有出息时，母亲总是掩盖不住微笑地说，这得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使得我从小便充满了一份感恩之情，也形成了努力追求上进的品格，这为以后的高考打下良好的思想品德的基础。
受家里的影响，特别是受母亲的教育的影响，从小开始我就努力追求上进。记得小学入学报名时，是母亲带我去学校的，小学老师认为我还小，让我第二年再来入学，我委屈得大哭不止，最后学校只得同意我当年就入学，小学毕业那年我担任学习委员，并被评为全校惟一的县级优秀少先队员。1963年我考上了莆田一中，莆田一中是家乡最好的中学，这里走出了林兰英、黄维垣、闵桂荣等一批著名的中科院院士，培养了数千人的教授级的专家学者、高级干部，一代代青年才俊在这里扬帆起航。
1969年底我应征入伍，成为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高炮部队的战士，6年多的军营生活使我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努力上进、不甘人后的品格在军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我1969年底入伍，1970年3月入团，同年5月就入党，每年均被评为"五好战士"，受过嘉奖10多次。我对哲学的兴趣就是在当兵时培养出来的，那时有一位战友的父亲是公社党委书记，他将自己在党校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给孩子带到部队学习，我见到后爱不释手，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深刻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对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我一遍一遍地阅读，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1977年、1978年我两次高考的第一志愿都是哲学专业。
第一次高考放弃数学竟也上线
1976年退伍回乡后，自己又重新成为了农民。最苦最累的是上山砍柴的日子，每天凌晨3、4点就得起床，吃完早饭就上路，爬过10多里崎岖的山路，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拼命砍柴，午餐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冷饭，就一些咸菜，喝一些山涧水，填饱肚子后接着砍柴，下午3、4点左右挑着100多斤重的柴回家，傍晚才能到家，人都快要累瘫了，第二天照常这样。记得那年上山砍柴的日子，我的肩膀都磨烂了，出血化脓，衣服与皮肉都粘在一起。1977年10月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们当然为之振奋，当然要去拼了。
那时我是东圳水库渠道建设工地的民工，离家住在渠道旁的龙桥村的一个仓库里，与所有参加建设的民工挤在一起，我们5个民工头挤在大炕上。白天上工地，有其他的监工在我就躲到山上偏僻的地方，一个人偷偷地复习。当时我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补习班，没有买过一本复习资料，也没有请过一位老师为我辅导，完全是自学，用的是自己初中的课本及邻居高中同学的复习资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的，数学我干脆放弃了，一则时间根本来不及，二则没有条件复习，没有房间、没有桌子，文科的资料可以看，可以背，而数学就无法练习了。
在工地上，在上工、下工的路上，甚至上厕所都会默默地回顾、背诵。晚上则是在默记中渐渐睡去。就这样坚持下来，高考的前一天才请假回家，第二天就参加考试了。数学缺考，其他各科考下来都觉得不难，考完后第二天又回到了工地，当起了民工头，照常开始了渠道工地的民工生活。
虽然，我很想上大学，但毕竟只有初中的文化，并且没有参加过一次的辅导，而且数学也弃考了，因此觉得上线的希望不大，只是想碰碰运气罢了。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从城里办事返回的民工，说在城里的高考上线发布栏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内心的渴望一下子被掀开了，我不顾一切赶到莆田县城，当看到上线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时，那种激动、那种喜悦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我每天都期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那真是望眼欲穿的感觉，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通知书。
考上了家家户户送来面线鸡蛋
77年的第一次高考没有被录取，虽然有些失望，但却没有一点沮丧，没有一点失败的感觉，相反能在缺考一门的情况下总分依然上线，这使我对第二次高考充满信心，心想只要努力把数学补上去，上大学肯定没问题。离第二次高考也就半年不到的时间了，那时候东圳渠道的工程已经完工，我又参加了莆田农业机械厂工程的建设，继续当个小小的民工头，还是像第一次高考复习时那样，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躲到安静的角落复习背诵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晚上回到家里就躲到二楼复习数学。每天晚上都复习到12点，甚至下半夜2、3点才入睡，第二天起床吃饭后又得上工地，一天一天就是这样地坚持下来，直到第二次高考的到来，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考完试，其他几科都觉得满意，只是数学比较没把握。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上线名单公布了，我的总分是412分，而数学也考了67分，这对我来说已是很理想的成绩了。又是一段时间的焦急等待，终于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但家人高兴，村里的乡亲也为我高兴，这是我人生命运最大的一次转折点，即将从穿草鞋转为穿皮鞋，从拿锄头转为拿笔杆，从吃稀饭转为吃干饭。感谢邓小平，感谢高考的恢复，感谢命运的垂青，使我这个民工能有机会上大学，成为我家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临近离开家乡到厦门上学的日子里，邻里乡亲、家家户户都按家乡的传统煮面线、送鸡蛋，面线、鸡蛋摆满了厨房的饭桌、橱子、灶头，表达着农民乡亲的美好祝愿。
激情燃烧为求知与同学争吵辩论
1978年国庆后，在乡亲们的祝福中，在家人的期待中，我离开了家乡，告别了乡亲，告别了父母、妻子和儿子，来到了厦门大学，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厦大哲学系78级的学生一共63人，最大的入学时已31岁，最小的入学时17岁，我已经28岁。想起当年学校生活的日子，真称得上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如饥似渴地学习情形，相信77级、78级的所有同学都难以忘怀。就连排队打饭时，一个个都拿着小本子在背英语单词。那时教室里、图书馆总是挤满了学习的人。我们经常为了形而上的问题激烈地争吵辩论，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他两位比我小了10岁的同学，在南普陀饮和泉泡茶，却不知不觉中讨论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高谈阔论，引来了其他人诧异的目光，太投入的讨论以至于天黑了我们都浑然不知，在服务员的提醒下才结束了讨论。这种学习与争论，不是为了学习成绩，也不是为了毕业后的工作需要，而是为了求知，为了对知识的探索，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相比较今天功利味十足的学习，我觉得当年那种纯粹的学习更有意思，它体现的是“人是目的”的价值。
30年过去了，同班同学分散在祖国各地，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如今，有位同学成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有位同学成了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而同学中大部分是国家公务员，或者是高校、党校的老师，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