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之年,成熟的年纪,稳重的年纪。当三十年后,我们回头看高考恢复的历程和意义的时候,或许心中还有一份当年的感慨,但我们也更加理性,更加稳重。三十年后,我们更能感受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或者说给我们的命运带来的变化。
我们将通过对一批因为高考,生活或者命运产生重大变化、现在在各行各业的前沿、知名度较高的优秀人物的人生轨迹的描写,让您深刻感受高考三十年的轨迹。
我们还特别寻找了从1977年开始参加高考的一些人,为大家讲述自己班级的故事。我们也期待您的参与,让多年前结下的同学情、师生谊,穿越时空,再度相逢。
恰同学少年
76届厦门八中高二(5)班
我们和“老三届”一起高考
讲述人:任永福
现任厦门一中教务处副主任
一张已开始泛黄的黑白集体照,任永福珍藏了31年。
50岁的任永福老师,现在是厦门一中教务处副主任。他是双十中学(当时也称厦门八中)1976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刚恢复高考,他参加考试,考上了福建师大数学系,后来成为了一名中学数学老师。毕业时,大家很迷惘
说起30年前的高考,以及自己的班级,任永福颇有感慨。
任永福所在的高二(5)班,1976年毕业时,因为没有恢复高考,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相似,毕业后的去向,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最好的是去当兵,其次是进厂当工人,第三类是上山下乡,插队做农民,争取在农村表现好,能够返城。
至于上大学,则是多数人不敢想象的事情,因为当时进大学,都是采取推荐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的制度,而且名额非常有限。
因为没有高考,当时的学习其实没有多少压力。任永福回忆说,连考试、作业都很少。有时,班上的男学生还会逃课去当时的斗西路的运动场去看足球赛。
在“文革”那种动荡的特殊年代,毕业时,大家大多觉得命运迷惘。毕业后,都各奔东西
1976年毕业时,同学们都各奔东西,进工厂的进工厂了,上山下乡的则当农民去了。当时,厦门的学生不必到闽西等山区去插队了,而改成到同安等岛外的农村,任永福则到了当时的同安洪塘公社新厝大队插队。而且当时是户口关系都迁过去的,许多学生都以为,很可能就一辈子都待在农村了。高考恢复,同学又相聚
1976年秋天的一天,在同安洪塘公社新厝大队插队的任永福,还在参加小坪水库的建设,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告诉他恢复高考消息。
任永福请假回到了岛内的家中,他和许多同学一样,都很激动地翻出了旧课本。
当时,在双十的团结楼,聚集了两三百号人,连阔别学校多年的 “老三届”的学生,也回到学校参加复习课,准备高考。
1977年的冬天,“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举行。任永福说,因为刚恢复高考,班上同学其实各奔东西,在不同地方参加考试,他是在洪塘参加考试的。而且,参加高考的人群出现了独特的一幕:“老三届”、新三届学生一起参加考试,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差距很大。所以,当时还出现了父子两代人同堂赶考的情景。十几个人考上了大学
任永福的同学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当时的班主任王毓泉老师(后来成为双十中学的校长,退休后被聘为私立英才学校校长)估计大约有十几个人。像蔡跃强,考上了厦大,后来留学加拿大,现在移居美国,张越和周晓鹭也都考上集美师专,张越现在是思明区教育局副局长了,而周晓鹭现在是外国语学校的老师。
现在,任永福的同学常常会聚一聚,他们经常会在春节期间,结伴去看望当年的班主任王毓泉老师,对他们来说,30多年前的同学情谊、师生情谊弥足珍贵。
导报记者 邱华明/文 吴晓平/图
高考名人汇
高考时间:1977年冬天
他一直在为高考辩护,为维护高考“舌战群儒”
刘海峰:1977,接连两次高考
在厦门大学,有一位77级的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高考制度的研究,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可谓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他的名字叫刘海峰。
刘海峰,1959年出生的一代知青,1977年的那场高考,让他走上了研究高考和科举的学术道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为高考辩护,为维护高考“舌战群儒”。他不仅参加过高考评卷和录取,还参加过高考命题,发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
回忆起30年前的那次高考,刘海峰至今仍是心潮澎湃。“全身似乎又涌上一股激情,不光是怀旧与感慨,更多的是兴奋与感动。”
5个知青4个报了名
1976年6月,刘海峰高中毕业。在那个闷热的夏天,17岁的他来到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纅大队耕山队下乡。
插秧、割稻、砍柴、挑担等各种农活,甚至打石头、点炸药,他都干过。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对生活不敢有太多的想法,如果能上调当个工人就是很好的出路,而能上中专就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了。
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酷爱文学和美术的刘海峰在工余仍坚持看书。每两个月左右回家一趟,总会换上十几本书。
1977年9月下旬,刘海峰听到传闻 “要恢复高考了”,但当时并没放在心上。之后,传闻越来越多,10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恢复高考,10月21日正式向社会发布。福建省招生委员会于11月5日公布了招生简章。
“报名!我要报名!”仿佛一夜之间,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的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箱里冒了出来,到处争相传阅。刘海峰所在的知青点,一共5个人,刘海峰记得,有4个人报了名。临近考期不足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纷纷回各自中学开设的高考辅导班复习,分秒必争。以鲁迅的诗做结尾
与其他77级大学生有所不同的是,那一年刘海峰参加了两次高考,一次是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正式的高考。
绘画功底颇好的刘海峰报考了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除了素描写生等专业考试外,与现在艺术类考生的文化科目考试是参加普通高考不同,当时艺术类考试的文化科目是单独考试。他清楚地记得,文化科考卷是与画画有关的作文题。那篇作文的收尾至今仍让刘海峰颇为得意,“作文的最后,我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做春山’为结尾,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句诗了,但用在那篇与绘画有关的作文中十分贴切”。
当时,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艺术类考试,最后美术类只招2个。刘海峰的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 (没有公布具体备选名次),文化科成绩第一,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的刘海峰最终没被录取。
高分被厦大录取
这次落选并没有对刘海峰产生太大影响,他还是信心满满迎接第二次高考。
1977年外省在福建省招生的学校和专业非常少,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每个考生可以填三个志愿,兴趣文学的刘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中文系,并在是否服从统一分配栏中,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在当时,如果能上福建师大,对我这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不敢想厦大,将厦大放在第三志愿,是不愿将第三格空着。”
刘海峰的高考成绩是政治85分,语文87分,数学62.8分,史地67.3分,总分是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算是相当高的,在同龄人中更是很高的。录取的结果是进了没有填志愿的厦大历史系。“看来还是‘服从分配’起了作用。”
通常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文化科成绩较不理想,即使马上参加正式高考也很难考上大学。在77级大学生中,像刘海峰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的人在全国都非常稀少。
570万人只录取27.3万
“参加高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这在77、78级这一代的大学生身上特别明显。”刘海峰说,考上大学,让他接受高等教育,从一个耕田的农业户变成了“准干部”身份。之后,考研究生,毕业后在厦大当老师,在职获得博士学位,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1977年,570万的考生只录取27.3万,比例只有4.8%,录取率非常低,凡是能考上的都很幸运。”刘海峰说,相比那些考上的大学生,那些没参加高考或没考上的同一代知青,很多人命运坎坷。
“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也是其中之一。”刘海峰说,1977年那一年他参加了高考,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
导报记者 沈晓丽/文张向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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