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近日传出消息：从2011年起将退出“上海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招生考试”。而上海交大、同济等高校，早在前几年已退出此项考试。名校的退出，是否意味着“插班生”考试日渐式微？此项考试为大学生转学开辟了通道，是学生从一般大学迈入重点大学的“立交桥”；如今“桥面变窄”，大学转学制度又该何去何从？

　　“插班生”考试影响衰减

　　沪上高校“插班生”考试自2000年起推出，为国内首创，至今已走过10个年头。参与此项考试的高校基本都是重点大学，选拔对象为本科院校一年级学生，考试内容和录取方式均由高校自主确定。“插班生”考试第一年，有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上海财大、上海大学等7所高校参加，“阵容”强大。一些学生因为高考失利，差几分没能考进名校，一年后通过“插班生”考试圆梦。此项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考定终身”格局，为学生创造了第二次选择高校的机会。

　　如今，重点大学为何对“插班生”考试兴趣日减？教育界人士分析，原因有几方面———

　　其一，重点大学每年招收的插班生人数很少，但在组织命题、考试、录取过程中要花费不小的成本。学生进校后，还涉及学籍调整、院系安排、适应性教育等，比较“麻烦”。

　　其二，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高校每年上报的招生计划数拨给“人头费”。插班生转学后，学籍发生变化，但相关的办学经费并未跟着学生一起“转”。所以，对大学来说，插班生招得越多就越吃亏。

　　其三，随着上海高考录取制度变化，“插班生”考试对于高校和学生的吸引力都在下降。如平行志愿填报，使得“高分落榜”的考生大幅减少。以前，考生高考差2分没进复旦，可能就落到了二本院校。现在，复旦进不了，有可能进上海财大、华东师大。这样一来，名校不太可能通过“插班生”考试招收许多“漏网”的高分考生，考生希望通过此项考试“跳龙门”的愿望也不再强烈。有教育界人士预测，“插班生”考试因为名校的退出，势必降低“含金量”，今后可能会有所调整。

　　转学制度有诸多益处

　　应该说，“插班生”试行那么多年，为沪上高校的转学制度作了积极探索。教育专家建议，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在总结插班生制度经验成败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自由度更广的大学转学制度。

　　在发达国家，大学生转学是十分常见的事。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1983年从美国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实际上，他1981年进入了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方学院，那是一所小型文理学院，算不上名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据悉，哥伦比亚大学每年大约从1300名申请者中录取100名左右的转学生，录取比例小于10%，竞争比较激烈。除哥伦比亚大学外，哈佛、耶鲁等一流大学都接受转学学生。名校对转学学生的录取标准包括：学生在大学和中学的学习成绩、SAT或ACT标准考试成绩(类似中国高考)、课外活动参与情况、推荐信和个人陈述等。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指出，自由转学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学校，都有许多好处。不少学生在进入某所大学前，并未充分了解这所大学的文化和专业特点，进去后可能觉得不适应，或者他们希望有机会从一般大学进入名牌大学。有了转学制度，学生就有机会自主选择大学，提高学生与学校、专业的“匹配度”，也增添学习动力。对大学来说，可以通过转学制度，建立起相应的“淘汰制”，从其他学校录取优秀学生，把不适合本校培养目标的学生“流转”到别的学校，保持学生群体的“品质”，提高办学质量。此外，转学制度也将推动大学之间的竞争。大学生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其实是“用脚投票”，将促使学校之间展开教育服务与教育质量的竞争。

　　自主招生应与自由转学“联动”

　　大学转学制度怎样才能在国内高校建立起来？

　　教育专家认为，“插班生”考试属于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的一种“修订”，或者说“嫁接”。在高考集中录取的制度下，此项考试有较大局限性，所以无法演变成自由转学制度。

　　熊丙奇说，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转学制度之所以比较顺畅，是与“申请入学”的高校招生制度紧密联系的。高中毕业生凭借SAT或ACT考试成绩、中学成绩、课外实践情况、推荐信等去申请大学。进入这所大学学习一两年后，如希望转入另一所大学，照样可以申请入学，没有统一的高考分数线“卡”在那里，许多大学之间学分互认，这些都为大学生转学建立了“通途”。

　　随着国内高校“大一统”高考录取的格局逐渐松动，专家认为，高校招生改革应与转学制度的探索结合起来。据透露，今后本市将实行“分层、分类”高考，即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大部分本科院校实行联合统考，高职院校可申请入学、注册入学。那么，能否先在高水平大学和高职院校层面，各自试行转学制度呢？与之相配套，还需进行学分管理、办学经费投入方面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再探索一本、二本、专科院校之间的转学路径。自由转学，将使国内高等教育资源成为“一湖活水”。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