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词解释（7分每题，共21分）
1、《论出版自由》
弥尔顿于 1644 年出版的小册子，原为作者对国会质询的答辩词。作者在书中痛斥检查制度的罪恶，呼呼出版自由，主张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奠定了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思想基础。
2、时务体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政治家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框框进行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这种文体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政论最为典型，故被称为 “时务文体”。又称“新文体”、“报章体”，是一种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比较通俗浅显的文体。这种文体特征为：半文半白，平易畅达，语言丰富、笔调自由、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其历史渊源：既是汉魏无文风的发扬也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它的社会效果：令读者开眼，风靡一时，并为后世政论报纸纷纷效仿。而守旧的老辈则痛恨它。
3、《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由马克思恩格斯创刊于 1848年欧洲革命大风暴中的德国工业中心科伦。这是一份面向大众的大型日报，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对于欧洲大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无产阶级报刊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简答题（每题15分，共30分）
1、 试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异同。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期刊中目前见到的第一种中文期刊，现在很难看到其实物资料。以该刊“封面”《序》《释疑篇》《告帖》和《月食》等文章体裁及其出版形式的影印件为材料，对刊物创刊前的准备概况、出版内容、编辑特征和刊物的出版贡献等进行探讨。
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最早的记载，可在戈公振先生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看到。但是，由于其记载概略，使了解程度很有限；又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天灾人祸，现在很难看到刊物原件。长期以来，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记载，国内外报刊界史学家多以《中国报学史》为权威记载加以研究和引用。近期看到新加坡卓南生先生于1990年由东京百利坚社出版的日文版专著《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上刊发了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刊物封面、序言、刊物有关涉及其他信息的原始影印件。据此，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出版概况作一探索性研究，试图对此刊物有一个粗略认识。
1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前的准备概况
圣经的汉译问题是传教活动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为了向中国进行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活动，1805年英国伦敦布道会通过了有关圣经汉译的决议案。1807年春，作为伦敦布道会派往中国的首名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 1782—1834），在寻求美国政府援助之后来到中国广州。马礼逊的主要任务是先掌握中文，然后翻译圣经、编辑出版英汉辞典，为传教活动克服语言障碍做准备。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马礼逊于1811年编辑了有关汉语语法书籍，1822年出版了英汉辞典。在此之前的1812年，伦敦布道会又派遣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前往中国协助马礼逊从事传教活动，1813年7月抵达澳门。1814年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已遍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爪哇和槟城等华侨聚居地，米怜将传教基地最后确定在距离中国大陆较近的马六甲。1815年8月5日，米怜筹办的中文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
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内容
2.1 出版宗旨与任务
马礼逊和米怜受英国基督教新教布道会指令在马六甲设立传教播道基地，其中创办中文刊物就是为在中国播道创造条件，这一目的是非常明确的。米怜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发行4周年的1819年，对刊物总结时也说：“这本小刊物创立的原本目的，是要把一般知识的普及与宗教、道德的推广活动相结合，包括传播足以促使人们反思及激发其觉悟的公众事物的时事。传播基督教的教义，是最主要的目的，但也不忽视其他次要的目的。因为知识与科学就像是宗教的仕女一般，可成为道德的支柱。”
2.2 刊载内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刊发内容上，主要以“神理”（基督教教义）为主，“人道”（伦理道德）其次，再次为“国俗”（各国风土人情）。据卓南生先生查阅1815年创刊第1卷至1821年终卷共7卷表明，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每期占到总篇幅的一半。从第一卷到第四卷，直接传教的文章较多，从第五卷开始，通过寓言、比喻等间接方式传教的文章有所增加。
除了圣经汉译及介绍宗教的文章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刊载一些批判异教及其与基督教区别的短文。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年在广州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创办和主编，是在我国本土上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外形很像《察世俗》，都采用中国纪年，也都引用儒家语录，内容也是由宗教、伦理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组成，也是套用“孔子加耶稣”模式进行宣传的。目的：《东西洋考》就是为更快地打开中国的大门，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内容：宗教内容虽然还有，但不像《察世俗》列为根本要务，伦理道理的分量也逐渐减弱，它主要是为商业服务。科学文化的内容大大增强。在业务上：设立新闻专栏，还选录《京报》，刊出中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的价目表，这两项属中文近代报刊首创。 1833年12月该刊第5期所载的《新闻纸略论》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第一篇新闻学论文，向中国读者首次介绍了西方报刊的情况和新闻自由问题。 稿件末尾的“编者按语”是中文近代报刊首次出现的内容。总之，在业务上，《东西洋考》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了。于1838年停刊。
2、 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问题是何时提出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深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日趋不满旧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强烈要求。一场关于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持久斗争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界激烈展开。斗争的主要讲坛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现存的世界新闻传播秩序具有以下三大弊端：一是新闻媒介分布上的严重不平衡。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在新闻传播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经建议，每个国家每千人至少要拥有20台电视机、50部收音机和100份日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的统计，在电视广播发射台的数量上，仅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和北美再加上日本，就占有世界总数的71%，而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仅占28%，其中非洲和南美仅3%。当时，还有45%的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自己的电视台。在报纸的出版发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报纸发行量仅占世界总发行量的1/4。在新闻通讯社方面，所有的发达国家（除爱尔兰等小国外）几乎都有自己的通讯社，而1/3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却根本没有自己的通讯社。这种格局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国际间的新闻交流。
二是国际新闻流通上的严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突出表现在西方少数几家跨国通讯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营业，几乎垄断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和流通。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出的新闻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出的新闻数量很少，而且很难出现在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介上。这样的国际新闻流通显然是从发达国家涌向发展中国家、从拥有实力和技术手段的国家流向较为落后的国家、从大国流向小国的单向流动，是西方四大通讯社对国际新闻流通的事实上垄断。
三是国际新闻报道内容上的严重不真实。发展中国家认为，由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基本上为西方跨国通讯社所垄断，因此，绝大多数国际新闻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新闻价值观念来筛选和编写的。它们对第三世界的报道有时是片面的、表面的、有偏见的，甚至是歪曲的、不真实的。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是依靠西方跨国通讯社来描绘和报道的，外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都难免获得被歪曲了的形象和事实。发展中国家往往被片面、表面、不真实的报道描绘成贫穷、落后、混乱和暴力的苦海，而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形象和声音却往往无力超越自己的国界。
在197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召开的政府间会议上，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首次明确提到了新闻媒介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要求组织更加适合和更加均衡的世界新闻交流系统，从而揭开了有关世界新闻传播秩序大辩沦的序幕。1976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交流问题讨论会，首次使用了“国际新闻新秩序”这一措辞。同年在内罗毕举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届大会，大会要求该组织总干事根据技术的新发展以及近年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研究当代社会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全部问题。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组建了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6位著名学者、新闻工作者和前政府官员参加的“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即“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委员会于1979 年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的今天和明天》。这份报告不仅研究了国际社会在新闻报道与流通中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且研究了“现代社会交流问题的全貌”。1980年召开的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肯定了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报告，指明了今后需要采取的行动，并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明确概念和基本思想。
1981年5月，21个国家的63位代表，其中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新闻界要人在法国的塔鲁尔举行了一次“独立新闻媒体自由之声会议”，就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问题发表了《塔鲁尔宣言》。宣言第十条明确宣称：现在是教科文组织及其它政府间机构放弃限制消息内容、制定新闻法规这一企图的时候了。这个宣言实际上关闭了进一步讨论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大门。
此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精简、改革为由，美国和英国分别于1984年12月31日、1985年12月31日宣布退出该组织（2003年10月1日和1997年7月1日两国又分别返回该组织），使得该组织的经费骤减1/3以上。由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达到了难以谅解和妥协的程度。
为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发达国家提出的一些有益建议和措施也得到了采纳。据该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到1997年的数据，自1970至1997年期间，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媒介分布不平衡问题有所改善。在电视机方面，发展中国已由9.9台发展到157台，增长了将近15倍；世界千人平均拥有量由81台发展到240台，发达国家由263台发展到548台，但最不发达国家仅由0.5台发展到23台。同期，收音机在发展中国的千人平均拥有量已由90部发展到245部，增长了1.7倍多；收音机的世界千人平均拥有量从245部发展到418部，发达国家由643部发展到1061部，但最不发达国家仅由56部发展到142部。在1970年至1996年间，日报的世界千人平均拥有量由107份降至96份，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同期由292份减少至226份，下降了近1/3，发展中国由29份发展到60份，但最不发达国家仅由4.5份发展到8份。但是仍有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无变化。至于在国际新闻流通上的严重不均衡和国际新闻报道内容上的严重不真实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论述题（24分）
试述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发展历程。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16开，每月一号，每6号为一卷。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不接受来稿。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塞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书雅、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1917年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二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
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