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生正盘算着在乡里建立一个法律咨询服务平台，这一想法得到了乡领导的大力支持。现在，依托大石乡司法所建立的大石乡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已经落实了办公场所，很快就会投入运行。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经常向村民们宣传政策法规、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让法律意识深入民心，让村民们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与此同时，陈生还琢磨着如何帮助村民办黑山羊养殖场、山塘养鱼等，“我要用自己的青春与梦想，为改变联合村的面貌尽一份力，帮助这里早日脱贫。”
3．中南民族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全友在接受采访时说：“要想留住大学生‘村官’，不仅需要国家建立起相关的机制，更需要我们对大学生‘村官’投入更多的关注。鉴于目前存在专业知识与农村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在大学生走上‘村官’岗位之前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培训，包括农学、医学、经济、管理等各方面的专业培训。另外，也要做好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的精细分类，将各专业人才分配到特定的领域里，这样才不至于‘乱投医’，浪费人力，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只有当大学生‘村官’充分的学以致用，才能保证他们在树立了‘工作信心’之后，在‘村官’的岗位上呆得长，干得久，做得好。这样，大学生‘村官’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为今后的农村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4．人民日报社记者访问了北京大学两代“村官”吴奇修和陈丽娟。
记者：大学生去基层是否会荒废以前的专业？大学所学的知识，如何转化到基层工作中？
吴奇修：我认为大学生在学校中学习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思维能力，是以后继续学习、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工作，关键是要做到知行合一，把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工作实践，同时在生动丰富的实践中不断学习。社会是一所多姿多彩的大学，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大学生在基层要向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学习。把积极进取同科学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既开拓进取又量力而行，既努力奋斗又不急于求成。
陈丽娟：不可否认，有些专业比如涉农、法律等对工作有帮助，但是农村工作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更多的是对基层工作者综合素质的要求。我认为当“村官”最重要的是自我调节能力和责任感，专业和学历都不是最重要的。大学的教育在专业知识的培养之外更多的是对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培养，比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无论什么专业，只要踏实肯干，在基层工作中总会找到适合的结合点。
记者：现阶段，一批批大学生赶赴农村。其中比较让人发憷的，可能是怎样和农民打交道。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吗？
陈丽娟：我以前是一个典型的从学校到学校的充满书生气的“读书人”。到了基层后，才发现以前很多想法都太过理想化。在基层，我学会了和人平等地交流，学会了换位思考，所以就变得比以前宽容、稳重。我觉得，这是我这3年“村官”工作最大的收获和经验。
吴奇修：和农民打交道，首先要带着一颗真心、抱着一种诚意。我从心底里看得起农民，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相信他们、依靠他们。那段艰难而充实的经历，为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丰富营养，使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群众。
记者：能给大学生或者现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一些建议吗？
吴奇修：为解决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和高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实质性措施。这些措施的含金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大学生下基层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但大学生仍需要做很多准备：一是学习、工作的条件差得多；二是经济上的待遇低得多；三是心理上、社会上、舆论上的压力大得多。
陈丽娟：我认为大学生下基层，首先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基层工作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说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艰苦，精神生活的欠缺也需要自己来调整和克服。大学生应该把握机会，注意弥补自身不足，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这些对于个人成长还是相当有利的。而在政策上，应该注意“村官”政策的长期性和衔接性，不能把大学生到基层任职简单当做缓解就业压力的方法，应该从建设新农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角度制定相关政策。
吴奇修：总的来说，现在的政策确实做到了“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很多人性化的设计免除了大学生的后顾之忧。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能够自觉自愿地到基层去。每一个大学生“村官”都应该珍惜机会，一方面要相信去了以后会改变农村的面貌，也会锻炼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我想政策上可以更加细化，比如制订培训计划，帮助大学生度过缓冲期。当代大学生具有现代知识和思维，我希望他们在选择就业、追求理想、实现价值的过程中，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
5．从2008年开始，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乡村任职。至今，全国大学生村官已有13万人。最新消息透露，广东省2009年将招聘1600名大学生村官，加上这1600人，广东省大学生村官将达到2649人。
为什么大学生村官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官方分析，村“两委”干部正在老化是个严峻的事实，新农村建设遭遇人才“瓶颈”；民间来看，农村本地生源大学毕业生正遭遇就业“瓶颈”。一者有需，一者有求，大学生入村任“官”是完美的结合。
2008年以来,经济迅速下滑,就业市场萎缩,而中国高等教育在历经了9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却显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危机”。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形势下，大学生们与那些滞销的出口商品、无业待工的农民工一起，在这个全球性的寒冬里瑟缩着，等待着买家的挑捡。大学生与工人甚至农民工，天之骄子与蓝领，在产业链的新一轮调整中均沦为弱势群体。
1993年到1998年的6年间，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与专科）每年的招生人数从92．4万增加到108．4万，年均增长2．8%。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却骤增至275万人。这9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激增。预计“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毕业生总量将达到2600万。
据测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能拉动经济增长3％，而据有关部门统计，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增加70万—12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城市化率在85%—90%之间，日本城市化率是90%，中国香港是100%，欧洲是90%。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即便毛入学率高、毕业生多，也不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而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还比较低（目前是38%左右），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从这点来看，即使中国高校毛入学率只有20%，与城市化率相比，仍是两个不能相协调的数字。
各方舆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1999年以来的大学疯狂扩招难逃其咎；也有评论者认为，中国高校20%的毛入学率比起一些发达国家，比起周边的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扩招大方向是没错的。
研究经济的专家指出，就业之困在于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短时间内承担不了扩招之后庞大的大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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