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1、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威胁。按照威胁的程度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军备竞赛、军事威胁和战争三类。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指除军事、政治、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武器扩散等。

2、与传统安全不同， 非传统安全问题表现出了自身的特点。

第一，安全内涵和主体的多元化。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向下延伸至微观层次的个人，向上扩展到体系层次的人类社会；安全的内涵和关注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含个体安全、集体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突出了人的安全的重要性。非传统安全是一种综合安全，涵盖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环境、文化等众多领域，涉及的问题具体多样，如政治压迫、民族分裂、恐怖主义、经济危机、军备竞赛、环境污染、人口过剩、种族冲突、资源枯竭、走私贩毒、饥饿贫困等等，维护安全的方式由传统的扩张实力、军事对抗和政治结盟扩展到强调使用外交和非武力手段，运用多种方式并行的综合安全措施，以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途径寻求个体、国家和国际的安全。

第二，爆发方式复杂。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作用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有一个爆发临界点。有时由于没有到达这个临界点，它常为人们所忽视，而一旦爆发又可能会向传统安全转化，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非传统安全发生威胁的源头不像传统安全那样单一，而是更加复杂，它可能来自国家外部，如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也可能源于内部，还可能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蓄意而为，也可能是非人为造成；可能是由国家发动，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如某个组织、团体或个人兴风作浪。

第三，影响范围广泛。非传统安全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会出现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即事件相互激发并造成大范围连锁性的影响，任其恶化则将“外溢”，会对不同部门、地区甚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损害。首先，从国家间的相关程度上看，一个国家的安全并不仅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还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其次，从不同领域的相互依赖看，原本只归属于某次要领域的问题，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迅速对经济或政治领域产生巨大冲击，不利于在事态的初始阶段掌握主动。再次，从国家内部的调整看，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被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评估系统，导致传统安全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合作加强。最后，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的角度看，一些原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到邻国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成为国际问题。然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失控并被激化，便会引发国家间冲突，导致采用传统军事手段来解决。

第四，治理难度增大。非传统安全治理难度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从国家的认知角度看，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类型、程度各不相同，所有国家很难就某一个问题完全达成共识。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根植于各国自身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不同国家在资源运用、社会动员、应对机制和处理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也各有局限，国家力量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再次，非传统安全自身的隐蔽性、扩散性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受到威胁，一旦成势就具有很强的惯性，非短期内能够化解，也非靠少数国家的努力能够解决。

第五，国际合作尤显必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凸显，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走上了全面合作的轨道。过去只靠一国政府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思维和做法，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然而，国际合作必然会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一旦某国政府不能有效处理所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失败或出现内乱局面而导致“外溢”，就可能面临外部介入或国际干预。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以及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际秩序将会成为斗争的新焦点，因此，国家安全的获得需要坚持必要的主权，而主权的自主限制或者对主权者行使权利与责任的清晰厘定，也将是获得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保证。

第六，应对心态更需开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一种开放与坦诚的态度显得格外重要。中国在处理2003年SARS问题上的表现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当中国政府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与受影响的区域国家进行真诚对话、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增强事态透明度时，博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和同情，也塑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在网络时代，开放参与就是力量，主动公开一些与安全问题有关的态度、立场和实际状况，增加决策的透明度，积极参与国际上对类似问题的讨论，有助于营造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良好气氛，增进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从而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增进安全地位，提高安全感。

第七，国际组织的作用突出。“9·11”事件发生以来，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实施、旨在解决低级政治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协调和跨国参与活动在国际安全秩序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国际组织都聚集了大批怀有相同目标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客观上为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合作的机遇。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进了非国家行为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待以各种势力见长的NGO（非政府组织）的合适态度应该是灵活多样、建设性整合而非简单粗暴、强制性压服，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以“开明’’形象自我更新、不断提高的必然选择。

3、恐怖主义产生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和平与发展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 冷战结束后南北差距的拉大、民族宗教矛盾日益尖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发展以及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