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出租车管理体制问题的症结在于其他国家不存在的行业准入的歧视性政策，北京市出租车业的管制政策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制度恶果：

    其一，远低于市场实际需求的数量控制造成消费者需求难以满足，使得“黑车”数量甚至超过合法车，数量管制亦令出租车公司获取暴利；其二，政府“核定”的高达5000多元的“车份钱”，迫使司机每日必须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才能勉强糊口，超体力的疲劳驾驶、职业病并发甚至猝死并不鲜见；其三，本地出租车消费者人群主要由中低收入者组成，本来不低的价格已使他们难以承受，还不得不忍受因司机疲劳驾驶带来的安全隐患和低劣的服务质量；其四，政府税收损失明显，更不用说“黑车”的税收流失；其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由于被公众怀疑官商勾结而一再受到置疑。

    由此可见，出租车公司的存在极不合理，总量控制和准入歧视制度是造成社会不满和不稳定因素的根本来源，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思路也在于此。建议采用增量推动存量的渐进性改革策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制胜法宝之一)，即同时放松总量控制和取消准入歧视。据测算，目前北京市出租车市场的供给缺口至少高达3万辆，因此不妨在保证目前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用1到3年的时间逐步增加出租车数量，同时允许符合投标资格的个体司机或公司参与增量出租车经营权的公开招标，提高行业整体效率，改变目前非正常的劳资关系。这样，通过引入“活水”，搅动“死水”，方能有效改善出租车市场的“水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