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租令

　　三年一个轮回

　　今年6月19日由教育部发出的一纸最新“禁租令”，成为大学生们时下热议的焦点话题。

　　对于刚刚下发的相关通知，教育部显得相当低调，称“这是原则性的要求，各高校应就教育部的意见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在这份被大学生们称之为“禁租令”的通知中，最严厉的措词也不过是“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

　　“这不是第一次了，3年前那一次比这次严厉得多。”考研族陈侯波口中的“那一次”，指的是2004年期末教育部颁布的“禁租令”。事实上，在短短3年时间内，大学生校外租房问题便经历了“禁—开禁—禁”的尴尬轮回。

　　2004年，当时正读大二的重庆工商大学学生陈侯波，谈着恋爱，非常向往校外租房。然而一份发自教育部的通知，使他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按照校方传达的通知精神，他听到了诸如“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对已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应要求其搬回校内住宿”等措词。

　　陈侯波当时猜测，2004年版的“禁租令”与当年震惊一时的马加爵事件可能有着某种联系，而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测。当年的《通知》在第一句话就提到了马加爵事件，另列举西藏民族学院两名学生校外租房遭歹徒绑架抢劫的事情。

　　然而，在“禁租令”执行一周年后的2005年7月11日，教育部的另一份通知再次发往各地。这份通知，后来被普遍理解为是一张“解禁令”。

　　这份“解禁令”里，教育部表示对“须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学校“要制定切实措施，加强教育管理”。整个行文，没有了一年前的严厉，甚至没有提及具体的指导性措施。

　　无论是否真正“解禁”，2005年9月开学之后，陈侯波搁置了一年之久的校外租房计划，终于得以顺利实施。而当2007年版“禁租令”颁布之时，已经24岁的陈侯波，身份已经不是大学生了。

　　“三年三易，‘禁租令’又回到了起点。”陈侯波固执地认为，关于大学生校外租房，远非一纸“禁令”可以说得清道得明。

　　扩招

　　后勤滞后带来的尴尬

　　事实上，当高校扩招大幕开启之时，大学生校外租房的种子就已埋下。

　　1999年，全国范围内高校扩招，招生人数迅速由108万飙升至153万。此后，全国高校以每年扩招40万人的速度迅猛递增。大学生人数的迅速膨胀，直接导致了学生宿舍的供不应求。随即，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在校外租民房供学生居住，甚至发放补助鼓励学生走读。这成为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原始形式”。

　　随着大学校园人满为患，高校后勤供应开始出现严重断档。“高校后勤社会化”这一名词被迅速传播，许多高校在学生教学和生活上施行独立管理，学生住宿和饮食被分包给后勤集团。突如其来的扩招，使得高校后勤建设速度一直滞后于学生增长，硬件上的制肘，使学生校外租房有了更“充足”的理由。

　　“一层楼两个厕所，洗澡间里只有冰凉的自来水。”今年大学刚毕业的张田，大学时代寝室给他最深的记忆，只有一个“挤”字。6层楼的宿舍楼，每层却住着16个寝室80名学生。每天早晨起床后，洗漱是次要的，争得一个宝贵的厕所蹲位才是“当务之急”。

　　因为没有热水，冬天要洗一个澡，必须穿越3栋宿舍楼、爬过一个长坡、经过一个学生食堂才能达到。到达澡堂，“革命”仍未成功，还需经过漫长的排队等待。以张田为代表的男生们，想出了一个“冬季洗澡法”，即灌上二两老白干，随即猛做几十个俯卧撑，然后趁着酒劲冲进本层的洗澡间，以最快的速度冲完一个凉水澡。为此，他们往往要付出鼻涕横流的代价。

　　教育部显然也注意到了各高校基础建设所面临的窘迫境况。在2005年的“解禁令”中，教育部表示，“对在校内宿舍和公寓安排确有困难，而须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学校也要制定切实措施，加强教育管理。”

　　在2007年版的“禁租令”中，同样有如此表述———“对特殊原因在校外租房的学生，要履行相关备案手续，加强信息沟通，严格教育管理”。教育部有关方面曾表示，所谓“特殊原因”，仍然是“校内宿舍和公寓安排确有困难的高校”。

　　从2005年的“开禁”，到2007年的“柔和再禁”，高校后勤建设滞后，是教育部在大学生校外租房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根源之所在。

　　禁与不禁

　　摇摆中的现实瓶颈

　　教育部在大学生校外租房问题上摇摆不定，各高校同样面临着现实的实施瓶颈。

　　据调查，包括重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教育学院、重庆交通大学等高校中，校方一直明确规定不允许在校大学生校外租房。然而，几乎每所大学附近，都有一个被大学生们戏称为“堕落一条街”的校外租住聚居地存在。

　　“我们不可能每天进学生宿舍查寝。”重庆交通大学学生宿管中心周振祥认为，无论是从学生安全角度，还是学校管理角度来看，禁止大学生校外租房都利大于弊。然而，这样的政策面临着实施上的路径瓶颈。一则，一个上万人的高校，要想逐一查寝，动用的人力物力实在是难以想象；二则，大规模地查寝，势必严重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会引发一些恐慌。

　　面对今年的“禁租令”，重庆某高校大三学生许岳(化名)显得不以为然。根据他的经验，大学生无论是否校外租房，学校的住宿费是免不了的。正因为如此，他申请了贫困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费只有750元，相比1200元每年的正常住宿费，少了450元。然后，他来到校后的“堕落一条街”，花200元一月的价格租下了一所民房，过起了“独立”的日子。

　　“据我了解，很多校外出租房，实际条件还没有学校宿舍好。”多年从事学生住宿管理的周振祥，对大学生花高价去住校外的破房子感到难以理解。

　　“很简单，20多岁的人了，总得有自己的私生活吧？寝室根本不可能拥有个人隐私。”22岁的许岳，对寝室那种完全的“开放式”生活越来越无法适应。加之女朋友的常常到来，使他非常尴尬，于是搬出寝室建立自己的“家”的愿望日益强烈。

　　而校外租房的另外一个群体，则为这种被教育部不允许的住宿形式，注入了看似更为合理的因素，这就是日益庞大的考研大军。王涛去年报考了重庆大学的研究生，同寝的同学一回来就是玩命地疯闹或打游戏，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迫于无奈，他只有在学校附近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寝室环境太嘈杂，而考研需要绝对的静心。”王涛无奈地表示，校外租房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奈之举。

　　“‘禁租令’要得以实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靠简单的行政禁绝，很难奏效。”重庆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陈剩勇，对新的“禁租令”能否真正落实表示怀疑。

　　治本之策

　　因地制宜疏导解决

　　随着近些年的高校改革，在处理校外租房的问题上，各大高校都比以前宽容了很多。对待校外租房的学生，基本没有开除学籍的情况出现了。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教育专家孙元明认为，对待校外租房的态度，教育部三年三易，其过程实际上是高校与大学生群体利益博弈的过程，从中也反映出教育部的矛盾心态。

　　他认为，在中国的高校，校方除了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还肩负了太多管理者的角色。大学生社会属性的不成熟和生理上基本成熟，必然带来除学习之外，许多管理上的问题。在对待校外租房的问题上，究竟是禁还是开禁，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教育部的规定只能是原则上的建议，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上，应该给予各个高校充分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采取疏导而非禁绝地方式解决好校外租房问题。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综合处处长谢建军认为，我国的高校改革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正在摸索和总结中寻求解决之道。禁与不禁，好比一把双刃剑。规定学生必须住在寝室，出发点是为了学校管理更加便捷，但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也必须加以考虑。否则，已经成年的大学生会很自然地寻求突破。校外租房的危险系数很高，这一点包括学生自己也非常清楚，高校所要做的，是需要耐心细致地疏导。

　　据了解，国外的牛津、剑桥等知名学府，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习惯、种族信仰等完全不一样。他们解决学生住宿管理的方式大多是：建立一个综合型的大学城，包括了完整的学习、生活、娱乐休闲等全套的服务，用完善的后勤供给，提供差异化的环境，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

　　谢建军认为，国外大学城与我们现在的许多高校，只是单纯地将学生聚集在一个地方的模式完全不同。我国的高校管理模式也应该尽量与国际接轨。一方面我们要建立适合中国高校实际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要从长远考虑如何在大学生住宿等问题上同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