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嘴巴，似乎被带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后来，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写信说：“夏伟老师让我了解了关于祖国的很多情况，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外面还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地方，长大了我一定要出去好好看看。”
生活：难以诉说的滋味
相对于周围几个村子的小学，南泉小学的环境条件已经算是最好的了：两层高的教学楼，宽敞的水泥操场，还有两个高大的篮球架，两个看起来还不错的乒乓球台，教室里甚至还有电视、电扇，课桌也比较崭新、结实......然而，学校的各种基础设施上到处可见“河南省教育厅赠”的字样，无法想像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南泉小学将会是如何破烂不堪的模样。
我们刚来南泉小学的时候，校长给我们安排住宿的两个房间里，床上灰尘厚厚的，地面很脏乱并且很潮湿，矮矮的竹床上脏兮兮的，房间里还结了不少的蜘蛛网。而我们的厨房中的煤球，也因为尘土太多成了灰色，窗户上也是蛛网密布，案板和桌子上铺的几张报纸早已发黄，仅有的餐具也粘满了灰尘，这厨房至少半年没有用过。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感到很满足，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我们都是到县城或者村里的小卖铺买菜，幸好团队中有王山、吴温泉、夏伟、李璐莹等几个烹调高手，才让我们逃脱了每天吃泡面的悲惨命运。平时吃得最多的菜就是土豆、番茄、辣椒了，因为这些菜容易买到也比较容易做，最关键的是价钱便宜，而每天惟一用来补充营养的就是鸡蛋。有两次队友到县城买了一点猪肉，回来炒的两个小菜就已经算是我们的最高生活水平了。住处每天晚上都有很多蚊子，睡觉前至少要点三盘蚊香，电扇也要整夜转个不停，才勉强能够安然入睡，但4个女队友每晚都会被大大小小的飞蛾折腾得苦不堪言。洗澡也很不方便，男生每次都要跑到教学楼前面的那口水井处，而4个女孩子只能提水到宿舍将就了。
似乎我们的项目注定坎坷，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一直不断。8月10日，支教的第三天，我们队员相继出现了身体不适：王山走访村子回来后脚趾头再次会脓、发炎，还不小心患了感冒，胃也每天痛得利害；王玉文因为水土不服，从到河南的第一天起就总是拉肚子；丁乾每天放学都要送家远的孩子回去，长途跋涉导致他脚上起了两个大水泡，磨烂之后疼痛难忍；夏伟的口腔莫名其妙地溃烂，吓得他再不到到村里走访；马俊朝因第一次升炉火时呛烟太多，导致扁桃体腺慢性炎症复发，进而出现头痛、鼻塞等症状；吴静芳身体过于劳累，加上对艾滋病过于恐惧而经常失眠、哭泣............ 但是两个月的辛苦付出，谁也不甘心就这样半途而废，况且还有40多个与我们快乐相处的孩子。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到8月14日，将泉州募捐来的所有衣物都分发给村民孩子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南泉村。
虽然我们嘴上一直说“没事没事”，其实内心都强压着一种恐惧，所以多数队员都在尽量避免与艾滋病人的接触。班里有个叫诗诗的女孩，因为感染上了艾滋病，所以身体一直很虚弱，而她的家距离学校足足有六里远，这距离连我的队友丁乾步行都需要将近一个小时。后来，丁乾把情况告诉了我们大家，并询问队友诗诗能不能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饭，遭到了一半以上的队友反对，尤其是几个女孩子，“她可是有艾滋病啊！就算艾滋病不能通过吃饭传播，可是要是万一发生什么情况，那一辈子不就玩了，还是别冒这个险了！”看大家都无法接受，丁乾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不过，我们还指迈过了这个槛。有一天，诗诗姐弟俩和丹丹姐弟俩因为父母不在家，亲戚家也没有人，丁乾就把他们四个路远的孩子带到了南泉餐馆吃饭，成为我们团队第一个与艾滋病人一起吃饭的人。后来，我们又看到来自艾滋病人家庭的孩子小欢和丹丹、晨晨因为离家太远，中午只能花几毛钱买馒头在学校啃吃的时候，我们再也顾不上什么对艾滋病的恐惧，将他们带回住处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但这三个懂事的孩子说什么也不肯吃白食，做饭的时候坚持要帮我们提水、洗碗、淘米。
8月10日，支教的第三天，中华红丝带负责人郭保刚和南泉小学校长来到我们住处，要我们所有队员在一份承诺书上签字，大意就是我们做事要把握分寸。尔后，郭保刚还做了一些友善的提醒：艾滋病虽然只有三种传播途径，但是它有很多并发症如肺结核等，很容易传染给别人，因此与艾滋病人接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在艾滋病人家吃饭，也不要上艾滋病人家的厕所，还要每天都不停地洗手，尽量不要用手来揉搓眼睛......郭保刚的到来，无疑是我们团队的一个转折点，他激发了我们压抑已久的恐惧。郭保刚说完这些话，我们的眼睛里都明显地流露出惊恐，而队友吴静芳快速跑到楼上住处，趴在床上哭个不停……
在南泉村的那八天，因为“艾滋村”的恐怖阴影，因为支教、调研的高负荷工作，每个人的精神防线都处于半崩溃状态，再加上我冲动的个性、暴躁的脾气，我的队友们每天都很郁闷。但是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尽管我经常会对他们发脾气，但是他们一直都当我是团队的主心骨，毕竟项目是我提出的，团队是我组建的。我一直想把团队建设成一个很有凝聚力的集体，然而从我们团队组建到市区募捐，再到“艾滋村”支教、调研，我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反而觉得我的队友离我越来越远。我知道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可是我还是没有能挽回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一旦犯错就永难回头，也许是我根本没有尽力挽回。
支教的第二天，队友吴温泉因为家人的催促而匆匆离去。当天傍晚，队友王山因为我的冲动和任性受到极大伤害，于第二天早晨含泪踏上了归途。王山走前的那天晚上，说第二天早晨她就要离开南泉村，其实她在暗示我说句挽留的话。但我只是沉默了一会，独自走到了空旷而寂静的操场上，静静地坐在操场边很久很久……王山刚来河南就脚趾发炎，到了南泉村就感冒，最近也胃痛得厉害，我知道她的身体一向不好，而“艾滋村”每天都在以超负荷的工作量和超承受的精神压力考验着每个人，而她无疑是团队中最有危险的队友。我只是以队长的名义取消了队友夏伟当天上午的任务，让他把王山送出“艾滋村”。当队友静芳上午告诉我说王山昨晚哭得很厉害，临走还对我放心不下时，我也早已经泪流满面。王山的离开，是我们团队的又一个转折点，队友已经不能再忍受我的冲动和任性，三个人萌生了提前离开“艾滋村”的念头。但另外几个队友的好言劝说，加上一些未完成的使命，她们最终坚持到14日上午，我们一起于8月14日上午离开了艾滋村。也许，更多的还是因为彼此潜意识的包容与理解吧！
团队队员临别时和校长合影
调研：与艾滋病人的亲密接触
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想追求一种完美的结果，但是因为许多无法预料的情况，我们常常要接受很多不完美的事实。在南泉小学支教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调整原有的工作计划，活动时间从原来的十天缩短到八天，而调研也改在与支教同时进行。
8月9日上午，我们抽出4个队员步行走访了南泉村的近20个自然村，初步了解到这里共有艾滋致孤儿童近30个，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单亲家庭，有六七个是父母双亡的孤儿。8月11日，我们再次将队员分成两组走访，这次必须与艾滋病人近距离的接触。我和队友吴静芳走访的第一站是班里的学生小南家，小南的父母都是艾滋病人，父亲于去年不幸病发去世。小南的妈妈很热情地端出10多个苹果让我们吃，静芳直摆手说“不吃不吃”，甚至吓得连退几步，狼狈的样子惹得我直发笑，她始终对艾滋病人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离开的时候，小南的妈妈硬塞给我了两个苹果，静芳更觉得不可思议： “不会吧，连艾滋病人的东西你都敢吃？”
就这样，我们徒步穿行了南泉村的六七个村子，辗转于10多个艾滋病人家庭，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心理恐惧，与那些艾滋病人面对面地交谈。据我们了解，几乎所有艾滋病人都是因为前些年太贫穷，到附近的非法采血点卖血挣钱时不幸感染的。刚开始有人被查出得了艾滋病的时候，南泉村一度引起过恐慌，后来发现得病的居然有几百人，而政府也三天两头地正面宣传，现在，南泉村的艾滋病人依旧和别的村民经常聚在一块闲聊、打牌、喝酒，孩子们也不会因此嫌弃、疏远。但是村民出去卖瓜菜时，别人总会因为他们来自“艾滋村”而敬而远之，以至于他们都不敢说来自南泉村。深感欣慰的是，现在南泉村艾滋病人家庭的生活已经不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了，农村实行的“两免一补”政策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经济负担，各级政府部门对“艾滋村”的扶持力度也很大，基本上艾滋病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能享受每月20元的低保，艾滋病人每月能领到50元的生活补助，一些教会、红十字会也会不定期地前来捐赠钱物，而社会上爱心人士的救助面积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艾滋病人家庭。
然而，当我后来孤身重返“艾滋村”再次进行为期一天半的调研时，我发现不少艾滋病人的孩子心头笼罩着一团生活的阴影。小爽的父母以及四岁的弟弟都是艾滋病人，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父母有天会因艾滋病去世，害怕姐弟俩将来无人照顾，害怕家里供不起她上大学……小爽不敢把这些告诉父母，怕他们为自己担心，也不敢告诉身边的朋友，怕她们说露她的心事。于是，小爽经常把所有的心事都写进日记，希望写完日记心里会好受点，更多的时候她只是一个人无助地哭泣。因为情绪波动很大，小爽的成绩也起伏不定，但她还想考上大学，将来到贫困的地区做支教的志愿者，因此，她必须强迫自己沉静下来。实在学不下去的时候，小爽就对着字帖练写毛笔字，她说这样可以让重新找到愉快的心情，然后就能继续学习了。小爽很信任我们，愿意与我们分享她的许多担忧，因此我们离开的时候记下了她的联系方式，打算回学校后每个月都给她写信，帮她卸掉沉重的思想包袱，走出家庭的阴影。
别离：明年，你们还会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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